一
　　　　时值今日，我仍然不相信启涛真的走了，我想他或许是出差了，就像那一年去了俄罗斯，去寻访托尔斯泰、普希金的故居；或是去了深圳，陪他的女儿参加那个漫长的出国前的英语补习。我常常想他或许快要回来了，哪一天在随州的某个街头，或是在某家饭店的门口，他就站在那儿，还是那副模样：高大又有些笨拙的身体，眨巴着眼镜后面那双不大的眼睛，冲你憨厚一笑，说：“嗨，你好！”
　　　　这个时候，他的身边总围着一些我熟悉的朋友：政界的、文艺圈的，还有社会上的。如果你问他近来去了哪儿？他会滔滔不绝地向你讲述外面的故事。他总是捡好的说，好像他在外面万事顺利。我从18岁离家当兵，在外漂泊了16年，我知道在外的难处和辛酸。我见过许多和他一样性格高傲、争强好胜的男人，这种人不会在众人面前大吐苦水。
　　　　即使在最失意的日子里，启涛也是乐呵呵的。那个时候他在向别人自我介绍时总是说“我是个垮台的干部。”说罢豁达一笑，似乎对此他并不在意。
　　　　看到他轻松自怡的样子，我常常想，启涛也许真的参透了人生。因为启涛常说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万历十五年》，他一定反复品读过海瑞官场沉沉浮浮的滋味。
　　二
　　　　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与启涛相识的情景，那次我们坐在一间办公室里相互吹捧，一个劲地往对方头上戴高帽子。这事现在想起来虽然有些肉麻，但也不乏温馨。
　　　　启涛这种随和的性格使他在社会交往中有了好人缘，许多人愿意与他交朋友。他也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为随州的文学事业作了一件好事——编辑出版《编钟》杂志。
　　　　当初他接手《编钟》时征询过我的意见，我说那是只烫手的山芋。试想不拨一分钱经费而想把杂志一直办下去，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启涛做到了，这要感谢那些为随州的文学事业做出贡献的热心人。在启涛去世后的两个多月，《编钟》也被束之高阁。我多么希望《编钟》能存活下去，这不仅是对启涛这位前任主编的最好纪念，而它也是培养随州文学新人的一块重要阵地呀。
　　　　经过精心策划，《编钟》每期封面都要推出一个有代表性的随州人物，这些人有政界的，有经济界的，而更多的则是文艺界人士。
　　　　为了采访我省著名表演艺术家肖惠芳，去年夏天，启涛带着编辑部两位同事，晚上4点钟从随州出发，冒雨驾车赶往江城，清晨如约来到位于武汉市黄鹤路西单的省话剧团肖惠芳的家。
　　　　采访完毕，肖老师有意留三位同乡在家吃顿饭，考虑到肖老师73岁高龄，前不久又出了一次车祸，行动多有不便。启涛便谢绝了。三人在路边餐馆吃了顿便饭，又连夜赶回随州。
　　　　启涛常向我说起他的写作计划，在相继出版了《乐魂》、《残秋》、《绿韵》之后，准备在今年底出版他的随州历史人物传记 《乐都先贤录》，嘱我为该书题写书名，要凤鸣为该书绘制插图。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那么早就会远行，他认为他有许多事情未做，许多心愿未了，在没有做完这些事情之前死神是不会跑来召他回去的。
　　　　然而他还是走了，这让他和所有的人都措手不及。
　　　　我常常想，也许死神那天敲错了房门走错了房间；也许那天早晨人们尚没有从睡梦中醒来，死神转了一宿却没有抓到一个人回去交差，匆忙中突然发现这位早起晨读的书生。
　　三
　　　　启涛的突然离去让许多人痛心不已，而最最痛心的莫过于他八十高龄的母亲。谁都知道儿女身上的痛苦，在母亲心上都是要加倍的。在部队时我见过这样一位母亲，她在儿子的遗体旁哭着叫着，认为正是自己的长寿才使得儿子英年早逝，她多么希望死的是她而不是自己的骨肉。尽管这位母亲的自责毫无依据，但天下儿女在那一刻一定读懂了母亲痛苦的心思。
　　　　实际上在启涛赋闲在家的那段日子里，他的母亲一定从儿子迟疑的步履和偶尔紧皱的眉头中看出了端倪，那段时间母亲常问他：你还好吗？启涛总是说：还好。母亲又问：你在工作中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启涛回答说：没有呀，都蛮好的。
　　　　儿子善意的谎言岂能瞒过母亲。所谓骨肉相连，孰不知儿女的异常心跳总是无形中牵动着母亲的神经。母亲还是起疑心了，她开始每天守在电视机旁观看“随州新闻”。后来她终于看出了差别，于是问儿子：启涛呀，过去你上电视挺多的，现在好久见不到你的人影了，倒是你的哥哥常在电视上露面呢。启涛对母亲说：我现在是政协常委，官比哥哥还大。启涛告诉我，母亲没上过学不识字，不知道政协常委是多大的官。
　　　　说罢，启涛一如往日般爽朗一笑。我却分明从这笑声中读出了苦涩。
　　四
　　　　有人说，启涛之所以会死是因为他对生命太过轻视，相信自己体壮如牛能够抵挡死神的任何攻击，相信顽强的生命足以抗拒病痛的侵袭，相信只要我现在还活着，明天也会准时醒来，安然无恙。
　　　　这话对，但又不对。因为我看到他对文友李旭斌的生病是如此的慌张，那些天旭斌突然得了嗜水症，似要把世上的水喝尽仍不知魇足。启涛一边给医院的朋友打电话，一边开车把旭斌送到医院作全面检查。当查出结果旭斌得的是糖尿病时他才轻吁一口气。旭斌前些年才从吴山农村搬到城里来，家境困难，手头拮据，打针买药时启涛总是掏出自己的钱包。
　　　　……
　　　　每次文友聚会我们都会谈起启涛，我时常一个人独处也会想起他来，我曾两次梦见到他，便知道他在另一个世界同样过得潇洒自在，他又结交了新的朋友正和他们开怀畅饮。
　　　　想起启涛时心中便顿生许多惆怅和感慨：生命怎会如此短暂？又一想，生命的价值往往是以厚度而不是以长度计算的。心中便有些释然。梦醒之后我时常问自己：启涛真的离开了我们去了另一个世界？转念一想，也许我们的白天就是他的一个梦，他也会在梦里见到我们。这样想来，我们虽然听不到启涛的消息，并不等于我们之间就失去联系。一如有些事我这里没有说别以为我忘了。有些事不能说，也不能忘，它只能一生用心去珍藏。
　　蔡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