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爱喝酒，每天晚饭时都要喝一茶碗———我们这儿的农村人，都用茶碗喝酒，用茶碗来衡量一个人的酒量。
　　　　母亲一顿只喝一茶碗，从不多喝，也不少喝。她喝的酒是散装的老白干，很烈，很苦，但很便宜。可以用钱买，也可以用地瓜干换。我小的时候，常挎一篮子瓜干，提着塑料桶去为母亲打酒。
　　　　在农村，喝酒的多是男人，少有女人喝酒。但母亲是这少有的女人中的一个。
　　　　母亲开始喝酒，是在父亲去世后的四五年里。那时我只有七八岁，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压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她当爹又当娘，既要忙家里地里的活，还要想方设法挣钱供我读书。
　　　　无数个晚上，我匆匆吃完饭后，就开始在灯下写作业。母亲呢，则坐在小饭桌前的板凳上，将身体疲倦地靠在墙上，面前是一碗土豆条和一碟咸菜，还有一茶碗酒。她一口一口地慢慢品着，一边抬头看着我写字。有时我给她讲学校里的故事，母亲就微微地笑着。我仿佛看到她一身的疲倦，在这入口的酒里，慢慢融化消除了去，人也开始重新振作起来。
　　　　后来，我读初中离开了家，在学校住宿。刚开始的时候，非常非常想家。我不在家，谁帮母亲干活呢？母亲劳累了一天回家，谁陪她说话呢？在昏黄的灯下，她守着的，只能是酒了。每每想及此，就会流下泪来。“相依为命”，生活用近乎残酷的方式，将这个成语镌刻在我生命字典里的第一页。
　　　　我想，那时酒对于母亲来说，也许不仅仅是解除疲乏，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她暂时忘掉苦痛，走出寂寞。
　　　　二十年转眼间逝去，如今我已娶妻生子，步入人生的壮年。而母亲依然爱喝酒，依然喝那种一元钱一斤的劣质酒。
　　　　艰苦的岁月，染白了母亲的乌发。面对母亲苍老的容颜，我内心深处有一种深深的愧疚。我常想，母亲是生长在沙漠里的一棵树，拼命地扎根，榨干自己，只是为了丰盈枝头的果实，而我，就是她生命枝头那颗果实。
　　　　前些日子回家，带母亲去小镇的一个牙科诊所里，为她镶牙。医生望着母亲嘴里掉落殆尽的牙齿，摇摇头说没法镶，只能戴假牙套了。我听后，心头又是一阵痉挛般的疼痛———我拼死拼活追求着自己所谓的幸福，却忽略了母亲的苦与痛。
　　　　从诊所出来时，已是正午。我执意要和母亲去饭店。要了店里最好的一瓶酒，我恭恭敬敬为母亲倒上。参加工作后，我曾经无数次谦卑地俯下身去，恭敬地为人倒酒，却从来没有这样为母亲服务过。
　　　　母亲端着从未用过的高脚杯，一边细细地品酒，一边絮絮叨叨说起以前那些事，一直在笑着。从不喝酒的我，那天也喝了酒。喝着喝着，看东西就有些朦胧，透过这朦胧，我却清楚地看到，笑着的母亲眼角里，分明含着泪花。 （曹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