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广州的汽车经销商通宵营业
　　
　　　　新华社7月8日电 2012年6月30日注定要在中国汽车社会的成长历程中留下一笔。广州市政府在当晚宣布，广州市将于7月1日零时起正式实施中小客车总量调控交通政策。如此，继北京摇号、上海车牌拍卖、贵阳中心区限行之后，广州正式加入限购汽车城市之列。
　　　　十多年来，伴随小汽车井喷快速进入家庭的浪潮，中国各大城市饱受堵车困扰。尤其是“北上广”这类一线城市，人口众多，道路资源有限，环境压力巨大，摆出限车、限行、拍卖的理由都充足得很。然而分析各界对限车这种行政治堵手段的反馈，似乎那些格外充足的理由并不能真正很轻松地“以理服人”，重重疑问尚待解答。
　　
　　
　　　　疑问一：公共政策该不该搞突然袭击
　　
　　　　6月30日晚限车令突然发布后，广州很多4S店加夜班卖车，市民疯狂抢购成了一景。
　　　　对于汽车限购这样的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为什么不能先征集民意？为什么要搞“半夜鸡叫”？这可能是很多网民不解的。在行政许可法已经实施的背景下，对于汽车这种大件商品的限购要经历哪些民主程序尚无 “说法”。从目前媒体相关报道分析，本次广州限车，限不限早已拍板；怎么限有可能征集民意。而纵观日本、美国等国际大都市治理城市拥堵的经验，其治堵之道更多依靠的是市场化的调控手段、管理水平的提高、高科技的力量和制度设计的缜密，大规模使用限行、限购这些行政手段的几乎没有，个中原因值得相关部门深思。
　　　　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中心研究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表示：广州这次出台的“限号令”有三个层面存在问题，一是当地政府此前的表态和现在出台的方案差别太大；二是没有公布一个完整的方案；三是公布时间选择在晚上，有点像搞突然袭击。
　　
　　
　　　　疑问二：消费者交公证费合不合理
　　
　　　　近日，媒体报道，有网民对于广州限牌后消费者要自掏200元公证费提出疑义。有律师指出，要求对买卖合同进行鉴定是政府行为，由车主自付200元公证费非常不合理，而且仅仅通过对买卖合同书面审查，并不能确保没有“倒签”行为。
　　　　根据广州限车有关规定，在2012年7月1日零时前，单位和个人已经与车辆销售经营者签订中小客车预售合同、收取预订金的，凭销售合同或车辆销售统一发票，并通过广州市公证机构获得上述材料真实性的公证证明，不需要申请办理指标证明文件，可直接办理车辆注册及转移登记。公证这一政策的出发点可能是维护公平，但是将政府部门本应承担的维护市场诚信的“职责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确实不妥。何况，如果公证只是走一下形式，与变相乱收费又有何异？
　　
　　
　　　　疑问三:还会有多少城市跟进限车
　　
　　　　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继广州之后，杭州、深圳、郑州等大城市会不会跟风限购？目前，采取限购、限行或车牌拍卖政策的包括首都、直辖市、省会城市，理论上来说，后续出现任何一个大城市的政策跟进都有可能。因此记者认为，大城市到底应当如何治堵是一道急需着眼于全国视角、法治视角和汽车社会与产业和谐发展的视角进行回应的考题，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摸索出一套科学、民主的决策流程。例如，在技术层面，应当制定并明示达到限车的交通拥堵指数、空气质量数据、能源供应数据等，并且应当制定公开透明的决策流程，决策应经过民意的充分讨论和专家的公开论证。
　　　　此外，应当及早评估越来越多的城市如果限车，对汽车工业、汽车流通产业，尤其是民族汽车产业将造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