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笔来写下“地富子女”时，我心里已经十分坦然了。20年前，我在各种表格上填“家庭出身”一栏时，总是脸红心跳，生怕被别人看见，那种奇耻大辱的感觉，恐怕今天已少为人知了，但那时却给我刻骨铭心的伤痛。
　　　　新中国成立之初，父亲22岁，当时50岁的祖父在鄂北岗地上有百余亩黄土薄地，由于他老人家胆小怕事，身体又不好，划成分时，作为长子的父亲就主动当了户主，成了后来的“地主”。60年代出生的我，就理所当然成了“地富子女”。尽管我没有享受过一天“地主”的生活，却在“文革”期间因“地主出身”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成绩好也不能升高中、上大学；表现好也不能招工、转干，摆在我面前的出路就是在家种田。
　　　　父母亲为了让我读完初中有个健康成熟的身体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只有推迟我上学的年龄。于是1972年，9岁的我才开始上学。1979年我初中毕业，正好赶上了“三中全会”，赶上了教育改革。1981年，读了两年高中的我考上了华中师大政治系，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二郎村第一个通过考试进入大学本科读书的乡村大学生。一个闭塞的乡村，一个地主的子女，不通过推荐选拔，不通过关系，竟然被录取到省城大学的政治系，这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十里八乡的“地富子女”都受到了鼓舞——上面不再歧视我们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都教育自己的孩子说：“看来，以后得靠真本事了。”这种宣传效果比开会讲十遍政策还要深入人心：地主的子女上了大学，在老百姓看来，三中全会的精神真是实实在在的落实了。
　　　　没想到，父母亲让我晚点上学的决定，使我无意中赶上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好年代。作为第一代乡村大学生，乡亲们给了我很大的精神鼓励，他们教育子女把我作为楷模；每年寒暑假，他们以接我到家吃饭为荣；农忙时，他们不计报酬帮助我年迈的父母劳动。继我之后，我家邻居腊有、祥娃、小玉也相继考上了大学，有的还考上了研究生。现在，腊有在厦门，祥娃在北京，而我在家乡从事反腐倡廉工作，每每收到乡亲们的信访举报，我都会不遗余力，查清问题，主持正义，总想着不辜负这个时代，不辜负这块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