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州是一块神奇的地域，且不说华夏人文始祖炎帝神农诞生在这里，创造了泽披后世的农耕文明。这里还是古代曾国的发祥之地，商周以来，曾国君臣在这里据险而守，苦心经营，左右逢源，不仅科学铸造了千古绝响的洪钟大吕，开创“编钟古乐之乡”区域性文化，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难解之迷。
　　　　单就随州历年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众多，品种齐全，铭文丰富，被专家学者誉为“青铜器的王国”。仅曾侯乙墓就出土青铜器6000余件，总重量近11吨。65件曾侯乙编钟气势恢弘，铸造精美，堪称世界奇观。
　　　　从文献资料和目前考古发现出土的文物综合观察，古代曾国在商末周初就已立国于随枣走廊，“地当荆豫要冲，扼阻汉襄咽喉”，是商周时期夺取南方战略物资“铜”的重要通道和中转站。
　　　　特别在西周早期，曾国与其相邻的鄂国多次随王师南伐荆蛮，为守卫周室南方疆土立下功劳。后来鄂侯联合淮夷叛周，被周夷王调兵遣将一举攻灭。作为周王朝的嫡系，曾国接管了鄂的部分封邑，国力蒸蒸日上，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成为“汉东第一大国”。因此，拥有“铜”料的机会和数量远超其它诸侯小国。
　　　　2010年12月至2011年，在淅河镇叶家山发掘的西周早期曾侯家族墓地，出土“曾侯”、“曾侯谏”等铭文青铜重器300余件。不仅显示了一方诸侯的高贵身份，其中的“龙形钺”还表明曾国拥有周天子授予的征伐大权。同时也说明曾国的统治核心在汉东随州是确凿无疑的。
　　　　青铜器作为上层政治等级的标志和贵族身份的象征，直接反映的是诸侯国的综合国力、生产技术和文化水平。综观西周早期的曾国青铜器，与中原姬周风格保持高度一致，并且曾国还享有精美的吴越青瓷器，反映出政治上的统一性和文化上的优越性。其青铜文化性能比当时的楚国要先进许多。楚国在周成王时仅授子男之田，蜗居丹阳，“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期，随着周王朝对诸侯国控制力的逐渐减弱，各诸侯国的独立性日益增强。表现在青铜文化上，不再唯王朝模式马首是瞻，更多地彰显个性特征和区域文化风格，并且相互融合吸收，取长补短。在这种形势下，曾国青铜器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青铜器形制和铭文辞例注入强烈的个性特点，并对楚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曾国青铜器以随州为中心，并辐射到安陆、京山、枣阳、襄阳、新野。其青铜文化影响力覆盖之处，或为曾国贵族的专属封邑，或为关系密切的近邻友邦。
　　　　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曾国青铜器集中分布于以随州擂鼓墩为中心的狭小区域。曾侯乙墓和擂鼓墩二号墓是典型代表，其器群中包含浓郁的楚文化因素，这是楚文化强势介入影响所致。尽管楚文化所向披靡，但从充满瑰宝的曾侯乙墓地宫看来，曾国国君依然保持着一代诸侯王的赫赫威仪，曾文化依然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并没有被楚文化很好地消化吸收。
　　　　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楚虽灭国无数，拓地千里，但其消化不够，楚文化看似繁华，实则庞杂，没有转化形成刚毅的文化内核，所以它在与强秦争雄时败下阵来。这无疑对我们的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 后加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