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 顺
　　　　明玉珍，《明太祖实录》中称其为“随州农家子”，在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群雄并起之时，他“与里中父老团结千余人，屯青山”，参加红巾军，任统军元帅；后进军川蜀，给腐朽的元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并建国大夏，成为大夏国皇帝。
　　“结栅自固”青林山
　　　　在随县柳林镇境内，有山曰青林山、白林山，山上有寨，西汉末年，陈牧、廖湛聚众起义，组建平林军，始建青林寨；元朝末年，明玉珍义聚青林山、白林山，山寨又成为保境安民的屯兵之所。据《明太祖实录》、《明史·明玉珍传》等史料记载，明玉珍在此起义，参加红巾军，任统军元帅。
　　　　明玉珍举起义旗的时候，是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
　　　　元朝末年，宫廷争斗残酷，元顺帝孛儿只斤·妥飀帖睦尔年少侥幸继位，权臣伯颜把持朝政，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不仅人分四等，且蒙古、色目人（意为“各色名目之人”，一切除蒙古、汉人、南人以外的西北民族都算是色目人，包括吐蕃人、西夏人、粟特人、西域及欧洲人）殴打汉人、南人（原南宋境内的人民及西南各族人民），汉人、南人不得还手，汉人、南人不得执兵器之戒，地方上甚至还没收汉人的铁制农具，禁止汉人的文化活动。取消科举考试，汉人做官也有种种限制。在面临汉人的反抗时，伯颜甚至提出杀绝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所幸因种种原因没有实行。
　　　　伯颜的胡作非为，使元朝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或少数民族起义。同时，君臣矛盾也潜滋暗长，伯颜蠢蠢欲动，与太皇太后合谋废立；年岁渐长的元顺帝与伯颜的侄儿脱脱，也图谋除掉伯颜，利用伯颜出猎之机，将伯颜贬为河南行省左丞相，再流放到南恩州阳春县（今属广东）。亲政初期的元顺帝勤于政事，任用脱脱等人，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挽救元朝的统治危机，史称“至正新政”。
　　　　但元顺帝后期，放逐了忠诚而颇有作为的丞相脱脱，据说是因为元顺帝“善观天象”，并笃信“天命”，对脱脱从信任到怀疑的原因是司天监观测到“连夕相星犯帝座”。元顺帝听信谗言，下令削脱脱兵权。脱脱接诏后便立即交出兵权，而他所统率的“大军百万，一时四散”。脱脱被流放，先后被安置于淮安路、亦集乃路、云南镇西路，后来在流放云南的途中被奸臣哈麻假传圣旨杀害。此后，元顺帝信任哈麻、朴不花、搠思监等奸臣，据《元史·顺帝本纪》、《元史·奸臣传》等载，顺帝逐渐怠政，沉溺于声色犬马，修炼所谓“男女双修之术”，还在宫中建清宁殿，绕殿一周建百花宫，每五日一移宫，朝政则交给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是时天下多故日已甚，外则军旅烦兴，疆宇日蹙；内则帑藏空虚，用度不给；而帝方溺于娱乐，不恤政务”。一班佞臣专门刺探贵族家的命妇，或民间良家妇女，带到宫中，供元顺帝修炼“大喜乐”时享用。史载：“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君臣荒淫腐朽，天下大乱，漕运断绝，大都（今北京）发生饥荒，饿死数十万人。
　　　　在元蒙的统治下，中原大地人民特别是“南人”，民不聊生。
　　　　元末明初人陶宗仪所著的 《南村辍耕录》，其中有一首《醉太平小令》，可谓是元末社会的生动写照：“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随州人自然属于“南人”的范畴。元蒙灭南宋，随州是其进军的必经之地，蒙军南下时几进几出，随州生灵涂炭，反复遭受蹂躏。蒙军对投降的州县，勒索金银曰“撒花”；对坚持抵抗的城市，进城后杀人放火，劫夺子女玉帛，曰“打虏”。无论是“撒花”还是“打虏”，都极大地伤了随州的元气。即使元世祖忽必烈后来采取了一些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随州的经济恢复仍举步维艰，在宋代列为“上州”的随州，元代则成为经济落后的“下州”。到了元朝后期，昏君奸臣，上行下效，贪官污吏到处横行，“及元之将乱，上下诸司，其滥愈甚”，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终于，在公元1351年，由刘福通等领导的红巾军（头裹红巾为识，故称为“红巾军”）农民起义，顿时星火燎原，史载“起淮南，凡浙西、江东南、湖南北，以闽、蜀之地，凡城所不完者皆陷”。
　　　　公元1351年，年方二十的明玉珍登上历史的舞台。据《明氏实录》、《明太祖实录》等载，“长有异相,身高八尺”,“素有大志”的明玉珍，响应起义，“招集乡人，得千余，屯于青山，结栅自固，众推玉珍为屯长”，“量力审时，大则进取，小则自卫”。
　　“统军元帅”镇沔阳
　　　　随州市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元代铜印，这件文物是1990年5月，在万和镇宠家村发现的。铜印保存完好，圆形饼状，长扁方形印钮，重1.3千克，通高9厘米，直径12厘米，厚1.7厘米。印面外圆内方，方圆之间填云雷纹，方框内为阳刻九叠篆文6字：“统军元帅之印”，印背面阴刻楷书：“中书礼部造，太平三年某月某日”等字样。经考古工作者研究分析，这枚印章具有典型九叠篆“国朝官印”的书法特色，字体饱满均匀，给人以整体上的韵律美，极具史学价值和艺术观赏价值，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而这件铜印的主人，可能正是明玉珍。
　　　　《明史》载，“及寿辉称帝，使人招玉珍……以元帅守沔阳”。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队伍中，罗田人徐寿辉利用白莲教聚众起义，也以红巾军为号。公元1351年，徐寿辉一举攻取了罗田县城，打败元朝的威顺王宽撤不花，又先后攻占了圻州（今蕲春）和黄州，并在水陆要冲之地圻水（今浠水）建都称帝，国号“天完”，定年号为“治平”，设置统军元帅府、中书省、枢密院以及中央六部等军政机构，铸有铜印，发行钱币。徐寿辉所部的红巾军以“摧富益贫”等口号发动群众，先后攻占今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江苏、湖南等大片地区，众至百万。而在今随县柳林举起义旗，组建了千余人起义队伍，“屯于青山，结栅自固”的明玉珍，也迅速融于徐寿辉的起义大军，并被委以重任，“以元帅守沔阳（今仙桃）”。
　　　　据专家考证研究，在随州发现的铜印背面阴刻的“太平三年”，“太平”是徐寿辉的年号，起止时间为1356—1358年，“太平三年”是1358年。而此款印章形制也只有徐寿辉政权采用，当为徐寿辉政权颁给所属官员使用的官印。通过文物与史籍的对照，证明了此铜印是明玉珍时期的珍贵遗物。
　　　　“统军元帅之印”在随州出土，对明玉珍生长、战斗在湖北随州，并被徐寿辉“俾为元帅，遣守沔阳”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确凿的物证；也为研究元代末年农民起义军的政权派系、官职设置、兵力部署呈现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还为海内外明玉珍后裔寻根访祖提供了“印证”。
　　　　作为“统军元帅”的明玉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与元将哈麻秃战湖中，飞矢中右目，遂眇”，成为独目将军。
　　　　1982年在重庆市江北区上横街发现明玉珍墓，出土有一块珍贵的“玄宫之碑”，碑石质，色青，以独石制成。通高145厘米，宽57厘米，厚23.5厘米。碑首作八角形，额“玄宫之碑”四字，篆书，左右两侧各刻阴线盘龙。碑文24行，正文每行47字，全碑共1004字，有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
　　　　玄宫之碑是记载元末农民起义领导人、大夏太祖皇帝明玉珍参加元末农民起义，率军入川后建立大夏国事迹的记事碑：“太祖随州随县梅丘人，姓明氏，御讳玉珍。为人英武有大志，不嗜声色货利，善骑射。元末天下大乱，英雄崛起，生民无所依赖。岁庚寅，淮人立徐主称皇帝于蕲阳……太祖杖剑从之，战功懋甚，越八年，官至奉国上将军都元帅……”
　　　　明玉珍是受徐寿辉“起兵举义，期逐元虏，以靖中原”的感召而投奔他的，并受到徐寿辉的赏识与重用。元末明初四川人杨学可专门记述明玉珍及其子事迹始末的《明氏实录》中说：“寿辉待以殊礼，授统兵征虏大元帅，仍领所部，益兵俾镇沔阳。”从此，明玉珍对徐寿辉矢志不渝，忠贞不二。
　　　　后来徐寿辉受到部属陈友谅的幽禁、形同傀儡时，明玉珍挺身而出，坚决维护徐寿辉的威望，“上表斥其罪状”。陈友谅“谋为不轨，驱除异己”，“遣刺客陈亨等潜谋图害”，因明玉珍严加防备而没有得逞。陈友谅又欲以“王爵”收买，明玉珍毫不为其所动。陈友谅弑徐寿辉自立为帝，明玉珍“乃斩使焚书，三军缟素”，杀掉陈友谅派来的使者、烧掉其书信，为徐寿辉发丧，并为其上谥号为“应天启运献武皇帝，庙号世宗”。
　　　　明玉珍由此受到了明清史家的高度赞赏。傅维鳞称赞他“风清慷慨，仁心义质，既擅强武，终事天完，宏图雅节，有足称焉。”查继佐褒扬他“以义终寿辉，事颇正”，“诸偏安之主不及也”。
　　进军川蜀建“大夏”
　　　　公元1355年春，明玉珍遵照徐寿辉的部署,“领兵万余,驾斗船五十艘,至夔州府哨粮”。明玉珍在为起义军民筹集到粮草的同时，也争取到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珍流巫峡，粮皆满载，蜀人亦不觉有扰也。”正当他完成任务，“自巫峡将还”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情况：“时元右丞完者都募兵重庆，义兵元帅杨汉应募至，欲杀之而并其军，不克。汉走出峡，遇玉珍为言：‘重庆无重兵，完者都与左丞哈麻秃不相能，若回船出不意袭之，可取而有也。’”
　　　　元朝统治者为了扑灭各地起义军，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大量招募地方武装，称之为 “义兵”。当时坐镇重庆的是明玉珍的老对手——四川行省左丞哈麻秃和右丞完者都，有义兵元帅杨汉率众来投，完者都意欲杀之而兼并其部众。杨汉部下“将士皆怒，遂放船下峡”，与明玉珍相遇，并告知重庆无重兵、主将不和的情况，建议回头溯流而上，乘虚而入，攻取重庆。
　　　　事出突然，明玉珍思虑未决，部将戴寿分析道：“明公修兵沔阳,为民也；哨粮于蜀，亦为民也。不若发粮十之三回沔以济荒，存其余同汉兵以取重庆，事济则有为，否则掠其财物而归，何损也！且此兵之出，窥陇蜀，据上流，保荆襄，开粮道，一举三得，幸无他虑！”明玉珍遂下定决心，亲率大军从巫峡出发,攻克夔州(今重庆奉节)、万州，兵临重庆城下。元兵“远近骚动”,军无斗志，完者都逃走，哈麻秃被擒。“城中父老焚香拜迎道左”,明玉珍率军入城，“禁止侵掠，秋毫无犯，由是四外投降络绎”，乘势占领泸州、叙南 (今四川宜宾)，“寿辉授玉珍陇蜀行省右丞。”
　　　　第二年，完者都从果州(今四川南充)纠集残兵，与四川行省平章郎革歹、参政赵资，“谋复重庆，屯嘉定(今四川乐山)之大佛寺”，明玉珍派部将万胜率军攻嘉定，相持半年没有攻克，明玉珍亲统大军围之，“遣胜以轻兵袭陷成都，虏朗革歹及资妻子……以资妻子徇嘉定，招资降。资引弓射杀妻。俄城破，执资及完者都、朗革歹归于重庆”。 “自是蜀中郡县相继下，玉珍尽有川蜀之地”，并深入陕西兴元(今陕西汉中)、甘肃巩昌(今甘肃陇西)等地，为建立大夏政权奠定了基础。
　　　　公元1360年，徐寿辉被部属陈友谅暗杀，陈友谅自立为皇帝。明玉珍义愤填膺:“吾与友谅同事徐氏，今友谅弑主自立，当整兵讨之。”令部将莫仁寿“领兵守夔关,不与相通”，又“移檄四方，会兵三峡”，准备讨伐陈友谅，为徐寿辉报仇。同时，“立寿辉庙于城南隅，岁时致祀。”
　　　　重庆父老见明玉珍将离开四川,纷纷出面挽留,部将也竭力拥戴他为陇蜀王。
　　　　明玉珍求贤若渴、从善如流，有泸州人刘桢，元朝进士，曾出外为官，后弃官回家。明玉珍攻重庆时，经过泸州，部将刘泽民推荐，明玉珍专程拜见，“与语大悦，即日延至舟中，尊礼备至”。刘桢对明玉珍分析天下大势：“西蜀形胜虽小，沃野千里，北有剑门可以窥陇西，东有夔塘可以达江左，今民遭青巾之苦，幸获扶养，颇得苏息，人心之归，天命可知，他日大事可举也。此时若不称大号以系人心，军士俱四方之人，思其乡土而去，明君虽自保全蜀尚难，况欲天下乎！”明玉珍听从刘桢及其他部将的意见，于元至正二十二年正月初一（公元1363年，从“玄宫之碑”说）正式“即皇帝位，建都重庆，国号大夏，改元天统”。
　　　　《明氏实录》记载了明玉珍的即位诏书，阐述其立国纲领：“天生斯民，必立司牧，夏、商、周之迭运，汉、唐、宋之继统，其来远矣。元以北人，污我中夏，伦理以之晦冥，人物为之销灭……豪杰乘时，兴驱逐之策。惟我国家肇迹湖、湘，志欲除暴救民，聊尔建邦启土。成汤七十里，盛德已振于三巴；历数八百年，神功终收于一统。上承天命,下顺民心……尚赖远近豪杰勿吝嘉谋，庶几大小臣工协登伟绩。”
　　　　明玉珍“性节俭，颇好学，折节下士。既即位，设国子监，教公卿子弟，设提举司教授，建社稷宗庙，求雅乐，开进士科，定赋税，以十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明玉珍出身农家，深知民间疾苦，即位后下令只收10%的赋税，而且取消了劳役，与民休息，使他赢得了川中百姓的衷心拥戴。明初学者方孝孺评论说:“夏主方有意于据蜀,各郡臣民遭青巾之虐，百无一二，夏主幸致躬行俭约，兴文教，辟异端，薄税敛，一方咸赖小康焉。”外交上，与朱元璋交好，朱元璋亦“遣都事孙养浩报聘，遗玉珍书曰：‘足下处西蜀，予处江左，盖与汉季孙、刘相类……予与足下实唇齿邦，愿以孙刘相吞噬为鉴。’自后信使往返不绝。”
　　后代子孙徙“高丽”
　　　　公元1366年，明玉珍病重，嘱臣下：“西蜀险固，若协力同心，左右嗣子，则可以自守。不然，后事非所知也。”明玉珍病故，年仅三十六周岁。其子明升年方十岁，继承帝位。
　　　　此时，正是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大战张士诚的时候，随着战局的进展，南方的各地方势力相继被朱元璋消灭。1367年，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将军，率军25万，北进中原，并发布《谕中原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以此感召北方人民起来反元。明军势如破竹，攻下汴粱，挥师潼关。公元1368年，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八月，明军进逼北京，元顺帝带领三宫后妃、皇太子等弃城而走，逃往蒙古草原，蒙古在中原98年的统治宣告结束。
　　　　却说大夏国十几岁的小皇帝明升，如何守住其父明玉珍的帝业？明玉珍最担心的是自己身后君臣上下能否“协心同力”，而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危机。“诸大臣皆粗暴，不肯相下。而万胜与张文炳有隙，胜密遣人杀之。文炳所善玉珍养子明昭，复矫彭氏旨缢杀胜……吴友仁自保宁移檄，以清君侧为名。升命戴寿讨之。友仁遗寿书谓：‘不诛昭，则国必不安，众必不服。昭朝诛，吾当夕至。’寿乃奏诛昭，友仁入朝谢罪。于是诸大臣用事，而友仁尤专恣，国柄旁落，遂益不振。万胜既死，刘桢为右丞相，后三年卒。”万胜杀张文炳，明昭杀万胜，吴友仁又逼着朝廷杀明昭，明玉珍谋士刘桢又病死……一番自相残杀之后，大夏朝廷已是危在旦夕。
　　　　朱元璋攻克元都，明升“奉书称贺”。明年，朱元璋“遣使求大木，升遂并献方物”。
　　　　但这时夏与明的关系，已今非夕比，远不是“唇齿邦”了，明升的“奉书称贺”与“并献方物”并不能保住自己的皇帝地位。
　　　　朱元璋遣使招降，劝降道：“古之为国者，同力度德，同德度义，故能身家两全，流誉无穷，反是者辄败。足下幼冲，席先人业，据有巴蜀，不咨至计，而听群下之议，以瞿塘、剑阁之险，一夫负戈，万人无如之何。此皆不达时变以误足下之言也。昔据蜀最盛者，莫如汉昭烈。且以诸葛武侯佐之，综核官守，训练士卒，财用不足，皆取之南诏。然犹朝不谋夕，仅能自保。今足下疆场，南不过播州，北不过汉中，以此准彼，相去万万，而欲藉一隅之地，延命顷刻，可谓智乎……祸福利害，然可睹，在足下审之而已。”明升不从。
　　　　1371年，朱元璋命将伐蜀。明升听从吴友仁意见，“遣莫仁寿以铁索横断瞿塘峡口。至是又遣寿、友仁、邹兴等益兵为助。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砦，凿两岸石壁，引铁索为飞桥，用木板置炮以拒敌”。欲以天险阻遏明军。但明将傅友德率领的北路军，暗渡陈仓（今陕西南郑境），攀山援谷，昼夜兼行，连克阶州（今甘肃武都）、文州（今甘肃文县）、江油、绵州（今四川绵阳），又乘胜包围汉州（今四川广汉）。夏将戴寿、吴友仁闻讯大惊，赶紧从瞿塘率兵救援汉州，以保成都。这时明军也“破瞿塘关。飞桥铁索皆烧断，兴中矢死，夏兵皆溃”。
　　　　明升“大惧，右丞刘仁劝奔成都。升母彭泣曰：‘成都可到，亦仅延旦夕命。大军所过，势如破竹，不如早降以活民命。’于是遣使赍表乞降。升面缚衔璧舆榇，与母彭及官属降于军门。”大夏灭亡。
　　　　后来，明太祖朱元璋将明升等“徙”于高丽。从此，明氏后裔就远离故乡，在朝鲜半岛繁衍生息。据明氏家谱记载，在韩国生活的明玉珍后裔人数已近3万。1991年，明玉珍后裔韩国釜山市明在律受明氏宗亲的委托，专程来我国寻根，朝宗祭祖。2004年2月，明氏后裔、原大韩农业部副部长明宜植率明氏家族30余人前来柳林镇明玉珍纪念馆祭奠先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