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新年，穿花衣。放鞭炮，吃炒米。”
　　　　在稚嫩的童谣声中，新年款款向我们走来，家乡大洪山的年俗年味，便在记忆中发酵，酿出一坛浓浓的乡愁。
　　　　自冬月初，人们就开始置办年货了。家家户户杀猪宰羊，请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吃酒叙旧，谈论这一年的收成，交流各种致富的门道——有的讲述天价兰花的财富传奇；有的述说自主创业的艰辛；有的分享最新的香菇行情；有的亮出致富的新门道；关心时事的，总免不了大侃一通反腐风暴。古老的乡村，在信息时代正从愚昧与贫穷中华丽转身。
　　　　熏香肠、熏腊肉，就把它悬挂在火炉上方。时不时地添加几枝柏树枝子，那爆燃的清香，慢慢浸入香肠和腊肉里。不需多久，便油光水亮、香气四溢了。
　　　　有的人家，还熬一作麦芽糖。将熬好的糖，趁着温热绕着木桩反复拉扯，直到由褐色变成白色。冷却成块。吃之前用木板按着以小锤轻轻敲打边沿。也有的人家用刚熬好的糖蘸爆米花（大米、玉米），做成糖蘸米花。现在，也有人做成糖蘸各种坚果——葵花籽仁、杏仁、核桃仁，也算是一种创新了。炒米，我记得是先在锅里放入干净的细沙，小火炒热，奶奶用手放在锅里试一试，再放入蒸熟晒干的阴米或生糯米，赶紧翻炒。渐渐地雪白的米花奇迹般地从锅里冒出来，用漏勺过滤掉细沙，摊开放在簸箕中冷却。有时，为了省事，趁爆米花的手艺人来到村子里，拿出来请他们放在爆米花机中爆的。小孩子搬椅子，抱柴火，格外勤快。随着爆米花机的摇柄的转动，米花便在钢锅中完成了裂变。手柄停止摇动，手艺人起身把布袋子牵得长长的，脚踩住钢锅，打开盖子，“蓬”的一声，气压把米花从钢锅中冲出，落入布袋，小孩子捂住耳朵的双手才放开。不管先后，不分你我，小孩子们都能吃到自家和邻居的米花，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共同的记忆。有的把盐煮玉米拿来爆米花，也有的把红薯蒸熟、切片、晒干，爆红薯片子，那金黄的红薯片子上面，还能看见鼓鼓的气泡。有一股甜味。至于用麦芽糖做成花呀、鸟呀、孙悟空呀，小孩子们的眼睛常被它勾住，却很少能买到手的，那时候穷，大人不会答应的。
　　　　大洪山区打糍粑，可不像江南一带放在石臼里用木榔头砸。而是将蒸熟的糯米饭倒入水桶，马上用木棒挤压。越到最后，粘性越强，忙得满头大汗。将糍粑放在面上铺了一层碎米面的簸箕中，用手捏成扁平长条，冷却，第二天切成厚薄均匀的块。可以在火炉边烤成圆鼓鼓的吃，也可以在锅中烤热，撒上白糖吃。
　　　　杀了鸡之后，小孩子们可高兴了。选鸡毛，做毽子，比赛踢毽子。边踢毽子，边吃爆米花。就算刚刚打了架，一把米花，就能和好。
　　　　腊月二十四，打扬尘，过小年。家里里里外外，都要用竹竿绑着竹枝，清扫一遍。敬灶神，先舀一碗米，插上三炷香，放在灶门口，磕头、作揖，念念有词，最后大人吩咐小孩子把一块灶里的燃木夹着放在屋外。我不解地问大人，大人解释说，灶王爷这天要回到天上去，报告人间的事情。对于天地鬼神的敬畏，边油然而生。人，有所敬畏，是有积极意义的。
　　　　写春联，贴春联，是必须的。乡下，拿得起毛笔的，很受人尊重。往往会被人请去，盛情款待，然后写。往往要写好几家的。直忙到“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大年三十，大红灯笼高高挂。敬祖先，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那隆重的仪式，缭绕的烟火，在孩童的心里，刻下深深的烙印。怀念祖先，光前裕后，一个小家，才有希望，进而一个大国，才有希望。
　　　　“初一拜父母，初二拜丈母。”对父母尽孝道，是最为人看重的。再大的风雪，也阻挡不住游子回家团圆的脚步。
　　　　威风的大洪山锣鼓敲起来了。玩船的队伍从一个村子沸腾到另一个村子，鞭炮声不断，笑声不断。蚌壳精、白鹤、打鱼人、丑角、坐船人，在乡下的泥土场院上演一幕幕活剧，把欢乐和祝福，送进千家万户。在那个文化生活贫瘠的年代，玩船，可算得上奢侈的享受了。
　　　　我记得小时候随父亲到舅舅家拜年，当我将筷子伸向切成菱角形状的一碗肉时，感觉到有人在踩我的脚，而且，父亲的筷子总别着我的筷子。回家的路上，父亲才说明原委：那时每家每户过年都准备一碗这样的猪肉，大人谁都不吃它，留着招待一正月的客人，那叫“看碗”。现在想起来，还有几分心酸。
　　　　乡下水边黄色的清香的腊梅花，开了吗？
　　　　场院边的石臼，还能舂米吗？那个巨大的石碾子，还在转动吗？
　　　　堰塘边的钓鱼郎，还衔着鱼儿立在在水边的枝头上吗？
　　　　山边的芦苇举着白色的穗子，还在风中摇摆吗？
　　　　乡音、乡情，像强大的磁场，吸引着游子的心。归来吧，远方的游子们！这里是你的根，这里是你的源。故乡的年味，将洗去你的疲惫，停泊你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