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结构是城乡之间的一道 “篱巴墙”。
　　　　改革开放30年，这道“篱巴墙”已受到强有力的冲击。
　　　　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彻底搬掉城乡之间的这道“篱巴墙”，将进一步解放农民的手脚与身份，激发我市200万农民的创业激情，加速城乡情感融合，加速一体化发展格局的形成。
　　　　一、东方风来，春潮激荡。古老的土地上，农村人活力四射，二元结构的“泥巴墙”出现裂缝。
　　　　在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里，城里人和乡下人被户籍、吃粮方式、就业途径设计成了面貌、身份、前途、命运互不相同的两种人。
　　　　农民生活在农村，大大小小的田块是农民的伙伴，农民种粮卖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用招工，不用提干，锄把与犁耙父子相传。
　　　　城里人生活在城市，凭令人骄傲的商品粮户口入学、就业、享受城市文明。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化雨，我国城乡的“二元结构”像春日的冰山，悄悄地开始了解体。在历史性的解体中，农村人有了“解套”的感觉。
　　　　1、从“盲流”到“民工潮”，随州近40万“农民工”东南飞。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老实而本分的农民开始挑战“二元结构”。
　　　　承包了，增产了，家庭增收了。两三年的喜悦过后，他们逐渐发现，靠土地增产增收是有限的。这时，城市似乎也小心冀冀地拉开了几道缝隙，透出了城市的缤纷与亮光，胆大的、不满足于现状的农民探头探脑地钻了进去，意在寻找土地以外的生存空间。
　　　　这时候，他们被叫做盲流。盲流受到了城市用工的欢迎，因而迅速形成了席卷春节前后火车站、汽车站的民工潮。
　　　　民工潮，全国高达1亿多人。随州一区一市，不下40万人。这些把城乡二元结构的蕃篱冲了一个豁口的人们，每年给家乡寄回的资金不下20亿元。
　　　　2、用工不论户籍，农村人在应聘上挤进了同一起跑线。
　　　　农村的改革，使一部分农民离开土地成为了可能；城里的改革，使用人单位自主用人有了机会。这两个可能的结合，便是大批农村劳动力应聘进企业、乃至进事业单位。上世纪90年代，先是打工仔、打工妹，接着是农民工，这些新词儿，热了中国的城乡。
　　　　改革开放前，任何企事业单位招工，商品粮户口是最基本的条件。农村粮户口，只能望工兴叹。改革开放，拓宽了农村人的生活天地，农村人以吃苦耐劳、埋头苦干赢得了与城市青年平等的求职资格，甚至倾斜了用人单位的天平。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30年，走出土地的农村青年以千万计，其中60%成了企事业单位的聘用员工。走出随州的40万劳动者、创业者，至少有30万人受聘于东南沿海的企业，成了新一代工人。尽管城里人和以城里人为参照系的现代传媒，仍称他们为农民工，但也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劳动方式与“工”挂钩了。
　　　　3、婚恋不唯身份，城乡联姻逐渐增多，模糊了城乡之间的鸿沟界限。
　　　　大规模的、享受着经济发展阳光的人口流动、迁徙，现代人的近距离接触、共存共处，终于催生了以情感而不以户口性质为媒介的婚恋。
　　　　计划经济时代，隔着身份、票证、劳动方式、就业前途等重重屏障，城乡劳动青年(大中专学生另论）几乎连隔着鸿沟相互喊话的机会都没有。
　　　　市场经济强调了人的个人素质和收入状况，模糊了模式附加给人的身份、户籍等界限，为城乡两边的人们接触、接近、相知、相爱开拓了空间。目前的中国社会，城乡婚姻已经比比皆是，不足为奇，虽然难得有较为准确的统计，仅仅是“不足奇”这样一种社会心态的成立，已足以资证婚恋的城乡鸿沟已越来越模糊。
　　　　二、冰山消融，春回大地。城乡二元结构的彻底瓦解，尚需时日。搬掉“泥巴墙”，城乡一体化才能真正实现。
　　　　改革开放30年，城乡二元结构的坚冰已经开始崩裂，农民已经可以走出圈给他的世界了；只要有可能，农民也可以进城了、务工经商了；农民的天地宽阔了、眼界开阔了。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我们要看到，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只受到了冲击，发生了崩裂，尚未从根本上解体。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支撑因素，有的消失了，有的还存在；有的发生了改变，但尚未调整到位。彻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搬掉城乡之间的“篱巴墙”，尚需从以下方面努力。
　　　　1、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推进土地流转制度，进一步解放农民的手脚。
　　　　家庭联产承包制，赋予了农民土地经营权、改善了农民的地位，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是，我国人口众多，农民土地经营权的蛋糕不大。一方面，农民如果仅仅依靠土地，难以家家致富；另一方面，一部分已背井离乡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还掂着农村的那二亩地，叫做放不下，丢不了。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滞后，已成为新的生产力发展的羁绊。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承前启后，指点未来。明确指出：“我国总体上……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这个论断准确而及时。
　　　　我们要在巩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研究、探索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方式与方法，引进出租、转让、拍卖等手段，引导和支持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让土地经营权成为资本，成为可流动的生产要素，让土地向集约化生产适度集中，让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上或者说从小规模生产中解脱出来，自主择业，敢于创业。
　　　　2、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自由迁徙，人随业定，户随房走，彻底消除城乡户籍的区别。
　　　　改革开放30年，农民可以离土离乡了，人的流动问题大体解决了，但籍的问题却未解决。目前，就业聘用，人不分城乡，籍还是分城乡分南北的。
　　　　我市数十万人 “孔雀东南飞”，飞到天边，干得再成功，他还是随州人。只有凤毛麟角的极少数精英被沿海地方接受了户籍，多数人在打工地、创业地仍是客籍，在享受该城该地的社会福利方面，仍是“二等公民”。
　　　　近年，深圳、东莞等开放城市，已开始探讨外来创业者的户籍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有了“新深圳人”、“新莞人”等称谓，以取代最初的“打工仔”、“打工妹”等类称呼。但既称“新××人”，就意味着与“老××人”还是有区别的，至少是“标牌”就不一致嘛!
　　　　以城乡分户籍，显见不科学。从促进生产力发展出发，也从社会稳定出发，以业、岗定户籍，准许随业随岗迁移、定居，应该是户籍制度改革应考虑的因素。
　　　　3、重视小城镇的规划与发展，把农民迁徙因素纳入城镇发展规划，为进城进镇的新居民提供容身之地，为城乡一体化“安窝”。
　　　　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二元社会走向一元社会，中国人口将出现大规模的流动与迁徙。
　　　　这种“大规模”，上世纪90年代前后应该已形成高潮。预计二元结构消融后，也不大可能出现更大规模的流动，而更多的是前番已经出现的“大规模”由流动转变为迁徙。
　　　　二元结构消融后，人口的流动与迁徙也不是单向的，而会出现城乡互动。在这个双向互动中，农村是递减，城市是递增。
　　　　这种增减结果的双向流动，是科学的，是合理的，也是世界各工业国曾经的历程。
　　　　现在，我们得考虑如何安置城镇出现的增量，让城镇适应中国社会二元结构解体后的人口流动与迁徙。
　　　　大中城市责无旁贷，要准备一批农村人揣着人民币进来安居。但大中城市容量有限，县城及县城下面的小城镇将在很大程度上承担农村人的流动与迁徙。对于小城镇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小城镇应未雨绸缪，从功能、容量等方面入手，做好小城镇发展与建设的规划，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启动新一轮小城镇建设。
　　　　随州有60多个小城镇，新一轮小城镇建设要承前启后，要总结20年前小城镇建设潮的经验、教训，在巩固、提高的基础上规划当前，设计未来，按照城乡一体化的大格局设计与建设小城镇，在小城镇上为城乡一体化“安窝”。
　　　　（作者系随州日报社长、总编辑）
　　□ 刘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