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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年，我下岗了，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2、近10年的时间里，我得到了许多好心人的帮助，如果不是他们，我很难支撑下去。
　　3、我想，我现在没有经济能力帮助更多的人，这样来帮一些人也不错。
　　
　　
　　■讲述人：幺幺
　　■年龄：50岁
　　■职业：个体经营者
　　■采访人：本报记者 许静
　　■采访地点：本报接待室
　　　　（幺幺讲述之前，给记者发短信说：“我近十年的生活很艰难，但是得到很多好心人的帮助。我想讲述自己这些年的经历，释放一下压力，并借贵报向那些帮我的人说声谢谢！”见到幺幺，她的样子很精神，还带着开朗的笑容。她说：“我今天专门到理发店整理了头发，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我老伴常说，人垮精神不能垮。”）
　　
　　遭遇意外之祸，深陷困境
　　　　1998年，我家遭遇一场祸事，我丈夫被牵涉到一件案子中。虽然后来事实证明我丈夫是清白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卖掉了房子（幺幺说，因为是厂里的房子，不能外卖，而且那时价格也低，才卖了1.8万元），借了一些钱。等丈夫恢复自由，我们租住在一套小房子里。一家人仅靠我的一点工资和丈夫打零工维持生活，孩子读书的费用大部分都是借的。
　　　　2000年，我下岗了，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我想不能就这样干坐着，得找点事干，儿子和女儿还得我和丈夫来扶上路呢。那时候，我们家是在小东关租的房子，我就在小东关巷子里摆了一台缝纫机，支了一个摊，给别人缝补衣服，或帮人织毛衣来赚点钱。这一年，我的婆婆去世，又借了一些钱办丧事。2001年，公公病重，医生说已经不行了。回了家，我尽量满足公公的愿望，想吃什么，我就给他买。公公临死前，他突然说要打点滴，可是家里实在没钱了，我们没有答应他，公公就怪我们。就这件事，一直让我内疚到现在。
　　　　除了对公公婆婆内疚外，我还觉得对不起我的儿子、女儿。儿子考上大学了，家里没有钱给他读书，儿子在家里闷着，他本来就内向，这件事给他打击更大，我都害怕他闷出病来。后来，华中师范大学的一位副教授是随州人，他得知我儿子在美术方面很有天分，就帮我儿子送到华师成教班读广告设计专业，并垫付了学费。儿子在那里读了两年，家里实在没钱了，我就跟儿子商量说不读了。儿子没有做声，默默地收拾行李。我看着他的样子，心里痛极了。女儿呢，初中毕业后，也无钱读书。后来，还是一位领导得知我的家庭状况，让她免费进了随城一所技校。女儿的同学们都知道她是贫困生，常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她。女儿说，看到那些眼神，感觉有些自卑。我只有鼓励她不要想太多，好好学习。
　　　　2002年，中百仓储招聘广告人员，儿子应聘上了。最初，儿子的工资才几百元，凭着踏实肯干，儿子逐渐得到公司领导的信任和重视，如今儿子已是一名主管人员。女儿呢，读完技校后，就到武汉打工了，在一个公司做文员。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儿子、女儿都有钱读书，能够读到大学毕业，他们也许会过得更好！
　　
　　
　　在艰难岁月中，爱心相助
　　　　从丈夫出事，到现在的逐渐稳定，近10年的时间里，我得到了许多好心人的帮助，如果不是他们，我很难支撑下去。（幺幺说：“我丈夫很老实，话都说不了两句。我一边得为他的赔偿问题东奔西走，一边得做事挣点钱。那段时间我头发都白完了，你看我一头黑发，是自己买染发剂染的。”)
　　　　儿子美术联考需要钱，我就到老家贷了2000块钱，两三年了也没有还成。一天，别人过来要账，我说过一段时间再还。当时，我丈夫一位姓杨的朋友在我家，看到了这事，没说二话，就回家拿了2000元帮忙还了，还说“以后有什么难事就找我”。
　　　　在小东关住了两年，房东从没有来催过房租。直到我们要搬家，我才把房租给他。还有一次，一名下乡知青在我这里补衣服，她是铁路职工家属。得知我老家是她曾经下过乡的地方，就问我是否认识张好人。就这么巧，张好人是我父亲的外号。我笑着说：“怎么不认识，他是我的父亲呢。”她在听说了我家的状况后，掏出了700元钱，硬塞给我。
　　　　2002年，我到武汉去看儿子。从儿子那里出来，我只留了15元钱，1元钱搭公汽，14元买火车票。哪知道那么巧，我搭的那辆公汽在中途要休班，得换辆车。我要赶时间，只得又花了1元钱，才到了火车站。幸好，到儿子那去时，我买了一份楚天都市报，一直在手里拿着。于是，我便想到卖报，希望有人用1元钱买下我的报纸。我问了一圈，没一个人相信我。正在这时，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走过来，问：“阿姨，是不是需要帮忙？”一句话，问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个小女孩用1元钱买走了本为0.5元的报纸。这件事，我记忆犹新。
　　　　儿子、女儿除了得到那位教授和领导的帮助，还得到了郭氏电脑的帮助。那是2003年暑假，儿子、女儿想学点实用的东西。我找到郭氏电脑的负责人，说明了我家的情况，他说：“没问题，钱嘛，你什么时候有就什么时候还。”
　　　　还有那个卖米的店主，一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和事，我都记在了本子上，我希望有机会能好好地回报他们。
　　
　　尽己所能帮人，当志愿者
　　　　2003年，我丈夫得到了一定的补偿，钱还了部分账。我们又在花溪桥租了房子住，我到处找事干，有时给一些公司发传单，还捅过下水道。有次发传单，我碰到了昔日的同事。她的孩子在天生街有个店面卖保健品，不想在那里干了，要把店面盘出去。我想了想，有个固定地方做生意挺不错，便借钱把这个店接了下来。
　　　　天生街是个特殊的地方，这里活跃着一群性工作者。刚开始在这里，我也挺不适应的。但是我不像有些人，对她们用鄙视的眼神，而是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后来，我慢慢了解到有些女孩子是被逼、被迫的，对她们产生了同情。何况，这些女孩年龄都不大，可以当我的孩子。有时候，我会看到有做父母的找上门来，抱着孩子大哭；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女孩忧郁落寞的样子，心里就有些难过。我想，也许可以做些事来帮助她们。
　　　　我看到有些女孩吸K粉、吃麻果，弄得歪歪倒倒的，就会苦口婆心地劝她们：“你这是自己害自己呀，没有了好身体，更难走回头路了，何苦呢。”有的女孩不理我，有的女孩说：“我也不想吸呀，别人一说，一逼，就这样了。”我还会劝说一些女孩能走回头路，很有几个女孩听从了我的劝告迷途知返，现在也嫁人了。她们有时还会来看看我。
　　　　我知道随州防艾任务很重。以前是通过血液传播艾滋病的比较多，现在通过性传播的较多。于是，我在和那些女孩聊天时，会提醒她们采取安全措施。每年，疾控部门都会来宣传，让这些女孩们去检查，可是一看到穿着白大褂的，她们就都跑了。我呢，和女孩们熟悉了，她们听我的。我就组织她们去，一喊就一群人。后来，疾控部门知道了我，就推荐我当防艾志愿者。我很乐意地参加了，只要有机会就宣传防艾知识。前不久，我还作为省防艾志愿者的一个代表参加了全国的一个会议。
　　　　曾有人问我，当志愿者有没有报酬。我说，志愿者当然没报酬啦。他们就说我傻。我想，我现在没有经济能力帮助更多的人，由这种方式来帮一些人也不错。我和我丈夫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死后能够捐献遗体，帮助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