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除“钓鱼执法”争议只能靠法律规范
作者:姜琳
拿别人的医保卡就诊、假扮急诊不给医生核卡机会……最近,深圳多家社康中心反映该市社保局工作人员假扮患者,以“钓鱼执法”方式诱使医生进行违规操作,受到普遍关注,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一方面,执法者假装紧急病痛,有向医生“下钩”的嫌疑;但另一方面,它又与百姓深恶痛绝的“钓鱼执法”行为有诸多不同:从感情上讲,社保局没有诬赖无辜百姓,查处的是确实存在问题的医疗机构;从程序上讲,工作人员获得了充分的证据,不存在公权力的胁迫;从结果上看,为众多参保人管好了看病的钱袋子,是件好事。 那么,深圳社保局的做法到底算不算“钓鱼执法”?“钓鱼执法”该如何界定?类似执法行为是否一律不能使用?这些,既是厘清深圳社保部门执法事件的关键,也是自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以来,有关各方和社会公众亟待弄清的疑问。 遗憾的是,由于至今“钓鱼执法”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尚无明确规定,有关方面也迟迟未给出详细解释,专家学者观点也各不相同,直接造成在类似事件中当事方和社会公众“各执一词,你吵我嚷”的局面。 据了解,英美法系中专门有执法圈套的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但在我国还没有定论,也没有一部专门的行政程序法。 “钓鱼执法”事关政府形象和百姓利益。公众之所以对深圳社保等类似事件如此关注,正是关心公权力是否能在法制轨道上运行。随着“钓鱼执法”概念的广泛使用,太多细节和概念需要有关部门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完善和规范。毕竟,再多的争议和探讨,都代替不了法律上构筑的边界。 (新华社记者 姜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