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晚自习，距离查寝还有20分钟，我就到广播室去休息一会儿。我拿出钥匙开了防盗门，打开灯。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三位女生惶恐地站到广播室的一角，我捆好的书已散落一地。一位是拿有钥匙的播音员，另一位手中拿着一个黄色的小手电筒，还有一位手里拿着一本书。我突然明白了，我在教室没收的学生十几本小说用绳子捆着放在广播室里，原来她们是趁黑来“偷”书的，竟被我撞了个正着！我强压住心头的怒火，问道：“你们在干吗？”其中一人答道：“我们拿东西。”我故作平静地说：“拿东西咋不开灯呀？去休息！”她们三个蹑手蹑脚地走了。
　　　　我望着散落一地的书籍，心潮汹涌：我历来奉行先“育人”后“教书”，这件事难道就这样算了？不该批评和教育她们吗？我真是太糊涂了！真有点不甘心呀！我真想收回钥匙，取消她广播员的资格，也想立马让学生把这些书籍搬下去。最终，我还是没有破坏“案发现场”，就让那些书籍横七竖八地躺在那儿。在心中默默记住书本的数量和每本书的位置，我知道，这位播音员每天要播音，面对这个“案发现场”一定会有更多更深的思考，我还想看看她们还将会怎样做。
　　　　第二天我到了教室，看见她们三位正襟危坐，我却只字未提，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连几天、一个星期过去了，“案发现场”保存完好，书籍纹丝未动。我还观察到，这三位女生在教室的表现也是大有进步，变得遵守纪律，勤奋学习，特别是对我更加尊敬了。我心生欣慰的同时也颇为感慨：难得我“糊涂”了一回!
　　　　当我读了《假币》一文后，我更庆幸自己难得的“糊涂”。《假币》一文中讲述了一位山里的孩子卖药材时得到了假币花不出去，他只好在交2000元学费时夹了那三张假币。第二天，他决定向老教授坦白，刚开口还没说完，老教授打断说：“你早不交晚不交，我揣了你的钱，在市场上走，被小偷割了兜。”毕业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阔步文坛，从此再也不愁没钱。他为教授准备了一万元钱，专程向老师认错。老教授说：“你那三张假币，我留着呢。”他问：“老师，为什么你说让贼偷了？你当时完全可以揭穿。”老教授严肃地说：“揭穿容易，但我更知道一个山里的孩子该多艰难，那样做对你产生的后果不堪设想，为区区三百元钱扼杀一个人才，吾不屑为之也。”他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泪流满面。
　　　　是呀，正像电视连续剧《名校》中张一白老师说的一句话：“没有坏孩子，只有犯错误的孩子”。对待那些犯错误的孩子，一味批评可能产生逆反心理，不如给他们一个空间自我反省、改正。有时候，“糊涂”要比“清醒”好。
　　
　　　　（周义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