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兴亲情灭门案中，那位亲手杀了自己六位亲人的李磊交代，作案起因是父母从小对他管教过于严厉，非打即骂，他从小就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年少离家出走时就有杀人的想法。李磊的交待，让许多家长感叹：我们还能、还敢管教自己的孩子吗？”
　　　　在美国心理学家杜布森博士《勇于管教》最新版中文译本新书发布会及“勇于管教善用奖励”专家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和受邀家长们的讨论让人深思。
　　　　“棍棒底下出孝子”，在中国的许多家庭仍在奉行这样的教子原则。薛女士是一个7岁男孩的母亲，她说：“我的孩子在4岁之前，接受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观念，那真是非常严厉的惩罚。如此持续几年后，我们认识到我们错了，认识到应该给孩子理解和尊重，结果逐渐演变成我这个慈母的溺爱，现在我们意识到我们又错了，小家伙现在造次得厉害。”
　　　　严酷管教和纵容溺爱，会给家庭埋下悲剧的种子。严酷的管教没有爱的表达，时常是父母情绪失控下的痛骂和暴打，令孩子屈辱、恐惧、愤怒，其后果是引发孩子的仇恨和暴力。另一方面，有的父母认为孩子不需要管教，任其发展，相信终有一天，孩子会良心发现，转而尊重父母并拥有良好的品格。结果奇迹没有出现，在纵容和溺爱中长大的孩子往往不守规则、不善与人交往、品行不健全、不会感恩。
　　　　“勇于管教”的概念出自美国心理学家杜布森博士的《勇于管教》一书，该书的第一版写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当时西方文化正处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逐渐对传统失去信赖，转而依赖专家的时代，在育儿领域，传统的育儿原则被漠视，而诸如行为学家华生的“不能对孩子表现出亲情”、伍德华特博士的“容许孩子挑衅，无需父母干涉孩子长大后也会有一副好品行”等育儿原则在美国父母中流行，父母的育儿原则常在严酷管教和纵容两极之间摇摆，给众多青少年留下性格创伤。《勇于管教》一书的出版，在美国父母中引起强烈反响，到20世纪末修改后再版，共发行300多万册，影响了众多美国家庭。
　　　　专家们认为，与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情形比照，“勇于管教”在当代中国社会也意义重大。
　　　　让我们看看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只要打开电脑，各种诱惑扑面而来，而孩子们的分辨能力并不高，网络游戏天天想着让孩子们如何入迷……这样一个时代，不勇于管教，就是放弃了做父母、做老师的责任。
　　　　“中国目前大部分都是‘六一’儿童，在6个长辈的宠爱中长大的孩子，对其如何教育在历史中鲜有经验可循。我们有时不是不愿管教孩子，而是不知如何管教孩子，这实在是一个革命性的过程。国家的未来在下一代，如果一个孩子小时候敢打父母，长大后他必然会不尊重法制，我们不能培养出自私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下一代，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在此情形下，重提勇于管教，意义非同寻常。”来自台湾，曾任教美国公立小学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陈黄怡文说。
　　　　专家们认为，杜布森博士40年来倡导的“勇于管教的五个原则”值得中国父母借鉴。
　　　　五个原则是：第一、培养孩子对父母的尊重，第二、最好的沟通机会通常在管教之后，第三、避免喋喋不休的唠叨，第四、不要让孩子陷入物质享受，第五、在爱与管教中建立平衡。
　　　　培养孩子对父母的尊重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则。这不是为了满足父母的自尊，而是因为孩子与父母的关系会为日后孩子对其他人的态度打下基础。孩子早期对父母权威的看法，将成为他以后对学校管理者、执法人员、雇主以及其他共同生活工作的人的态度的基础。另一个方面，如果一个孩子在15岁之前，经常违抗父母、嘲弄父母的权威，那么，当孩子步入青春期时，他会对父母希望他接受的价值观和信仰嗤之以鼻。如果父母不值得尊重，那么，道德、国家、价值观和信仰都不值得尊重。
　　　　杜布森博士认为，尊重必须是双方的，父母应当小心保护孩子的自尊，永远不要贬低他们，嘲笑他们，或是令他们在朋友面前难堪。管教不是不加辨析地对孩子进行管制，而需要父母判断孩子不受欢迎的行为是否是对父母权威的公然挑战，当父母设立了界限，如要求2岁孩子“不能独自穿马路”,要求10岁的孩子“上网须有时间限制，且有内容限制”，17岁的孩子 “男女同学约会须遵守晚八点前回家、不可发生性行为”，他们还公然违抗后，父母必须根据结果来决定采取何种形式的管教措施。
　　
　　　　（王庆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