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杨玉麟摄于武汉  
   
   
1943年豫鄂边区政府颁发给杨玉麟（林）的抗属优待证  
 
　　全媒记者 赵慧林 通讯员 金姣  
编者按  
　　6月15日，以新四军第五师老战士杨玉麟名字命名的“杨玉麟奖学金”在随州一中正式设立。从随南杨家塆的农家少年，到白兆山下的革命战士，再到乡村教育的耕耘者，杨玉麟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枪杆子”与“粉笔头”的接力，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家国情怀。这笔承载着红色记忆的奖学金，不仅是对一位随州籍革命先辈的深切追思，更是一堂生动的大思政课。  
 
　　随州，从来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鄂北重镇。对新四军第五师战士杨玉麟而言，这里是革命信仰的扎根之地，是精神品格的锻造之所，更是他毕生守护与奉献的家园。从随南杨家塆的乡间小路到白兆山的烽火战壕，从鄂豫边区的枪林弹雨到随县乡村的三尺讲台，他的一生与随州的山山水水紧紧相连。今天，我们以奖学金的设立为契机，重读这位老战士、老校长的人生篇章，让那些散落在随州沟壑间的红色记忆穿越时光，向我们走来。  
　　信仰如磐 投身革命淬忠诚  
　　1921年，杨玉麟出生在随南杨家塆。旧社会的黑暗统治、土匪恶霸的横行无忌，让他自幼尝尽人生疾苦。然而，勤劳朴实的母亲以坚韧不拔的品格和嫉恶如仇的性情，为他注入了最初的精神底色。面对艰难困苦，她乐观坚韧；面对穷苦乡亲，她满怀同情；面对战乱，她义无反顾地支持儿子参加革命。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随州母亲，托起了鄂豫边区的抗日烽火。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日寇铁蹄践踏华中，山河破碎，民族危亡。1939年，年仅18岁在应城矿区做工的杨玉麟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次年，他随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皖南事变后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返回家乡，进驻随南白兆山。在随南连绵的山林间，杨玉麟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主张；参与建立基层政权，积极减租减息，动员青年参军；在密林沟壑间开展武装斗争，打击日伪势力。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历任随南县军政联合办事处和平乡政治指导员、新四军第五师十三旅三十七团一营二连政治指导员、中共随南县閤河区委书记、新四军第五师第二军分区白兆山医院政治指导员等职，期间还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系统学习革命政策和军事理论。从乡野到军营，从地方到部队，从政治工作到军事指挥，他在战火中一步步淬炼成长。  
　　1946年中原突围前夕，杨玉麟临危受命，负责将人民军队一批伤病员转移出敌军重重包围的中原解放区。他精心筹划转移路线，带领20名医护人员、158名重伤员，组织650名群众担架队，紧紧依靠沿途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一路斗智斗勇，在国民党哨卡中艰难穿行，最终将重伤员送往安陆杨新街，圆满完成任务。随后，他服从组织安排，化装隐蔽，在府河、马坪、长岭一带坚持地下斗争，以极大的忠诚与坚韧保存了革命火种。  
　　“革命者心里要装有信念，要装着群众，脚跟要站在泥土里。”这是杨玉麟常挂在嘴边的话。从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他就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把对党的忠诚刻进骨血。无论是枪林弹雨的战场，还是化装隐蔽的地下斗争，他始终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民一边，站在真理一边，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信仰如磐。  
　　化剑为笔 三尺讲台守初心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杨玉麟回到随县，走上教育战线，先后担任小学教员和校长。这种从“枪杆子”到“粉笔头”的转身，变的是战斗岗位，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本色。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教育事业都处在起步阶段，乡村的教学条件尤为艰苦。没有教室，杨玉麟跑遍附近几个村子，选取废弃的寺庙或祠堂供学生上课；没有课本，他带着教员一起编写乡土教材；没有桌椅板凳，他带头把自家的桌椅搬到学校，又带着师生用土坯和木板搭起简易课桌。有教员寒冬腊月还穿着单衣，他默默把自己的棉衣送去；有教员家里揭不开锅，他掏出微薄的工资予以接济。他常说：“我是干革命出生的，革命者以革命为家。现在解放了，国家建设需要更多的人，我们教育战线上的每一个人，要甘当蜡烛，照亮他人，牺牲自己。”在杨玉麟的努力下，学生的学习条件和教员的生活状况逐步改善，学校成为了师生的温暖家园。  
　　杨玉麟以校为家，潜心钻研教法。他逐户走访，了解学生的特长和兴趣，坚持因材施教，不断调整教学内容，将乡土知识、生活经验融入课堂；他大胆革新教学方法，以实地考察连接书本知识与生活，让课堂走出教室，使教学生动而具体。他还组织学生参加书法、绘画、诗歌朗诵等比赛，让学生充分感受文化的魅力，点燃他们对知识的向往。那些曾经怯生生的农家孩子，渐渐敢在课堂上大声朗读，敢在土墙黑板上写下自己的第一首诗。杨玉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位革命者、教育者的信仰，如同梦想播种者，让广大农村的孩子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为中国农村教育播撒了希望。  
　　清贫守道 俭以养德铸风骨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杨玉麟的俭朴，近乎苛刻。他一生不嗜烟酒，不碰牌局，粗茶淡饭，睡硬板床，盖的是补丁摞补丁、棉絮早已板结的旧棉被。冬夜寒气透骨，他便把白天穿的粗布衣裳叠压在被上御寒，始终舍不得添置新棉胎；一件粗布外衣补了二十来次、穿了十年，袜子补了又补，搪瓷脸盆和漱口杯生锈了还不舍得丢弃，连喝水用的老竹筒开裂了，拿铁丝箍紧继续用。  
　　经济困难时期，他带领师生开荒种菜、喂猪养鸡，改善师生伙食，减轻学校负担。他还常把领来的口粮分给其他教员，自己用红薯干掺野菜充饥。儿子杨树德小时候总不明白，为什么父亲的书包里除了课本，总装着半块舍不得吃的黄馒头。后来才知道，那是留给那些饿着肚子来上课的孩子的。他常教育学生要懂得感恩：“目前国家还很贫困，我们要有计划地索取，有节制地消费，在艰苦奋斗中克勤克俭，这样才能保证家庭和学校的正常运转，保证我们事业的兴旺发达。”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通过亲身示范和耐心教育，学生们逐渐养成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杨玉麟带给学生的既有知识学识，更有精神指引，助力大家端正价值取向、锚定人生方向，守本心、立远志，在成长之路上步履不停。  
　　薪火相传 崇文重教启后人  
　　在鄂豫边区，像杨玉麟这样自幼读私塾、能文识字的战士并不多见。这份文化底子，让他在枪林弹雨中显得格外不同。投身革命后，即便战火纷飞、一日三迁，他也始终把读书识字当作另一场战斗。在抗大第十分校的学习中，在行军打仗途中，他的背包里除了枪支弹药，总小心翼翼地夹着几张从敌占区缴获的破旧报纸、从老乡手里借来的旧书。他常把《七七日报》《挺进报》等边区报纸一字一句地读给战友和群众听，还教他们认字写字。杨玉麟从最简单的字教起，用树枝在泥地上划，用硬土块在石板上写。有战士第一次写出自己的名字时，激动得彻夜难眠。这份对文化知识的执着与坚守，既是他个人风骨的底色，也为他日后脱下军装、拿起粉笔打下了基础。

　　上世纪八十年代，党史抢救工作刻不容缓。作为新四军第五师战士，作为革命的亲历者，杨玉麟以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参与《随州革命斗争史》《烽火白兆山》《新四军第五师老干部回忆录》《新四军第五师卫生工作简史》等多部著作的撰写。年逾花甲的他，仍翻山越岭走访老战友，核对战斗细节；夜晚，他常在煤油灯下整理笔记，花白的头发在昏黄的光晕里微微颤动，粗糙手指捏着笔，在泛黄的稿纸上艰难书写。有时，为核对一个地名、一个日期，他翻出珍藏多年的旧笔记，戴上老花镜反复比对到深夜。孙儿们醒来，常看见爷爷佝偻的背影映在土墙上，像一幅沉默的剪影。他不言语，却以一言一行诠释了什么叫对历史的敬畏——那是老兵对牺牲战友的交代，更是革命者留给后人的精神火种。  
　　书香传家远，崇文重教厚。杨玉麟对孙辈的教育特别重视。他的教导不是空泛的说教，而是日复一日的躬身示范。孙儿们到了学龄，他买来毛笔，把泛黄的旧报纸铺平，蘸着墨汁，一笔一画教孩子们练字。他握着孙儿的小手，从“人”字写起：“字如其人，横要平，竖要直，撇捺要有力。做人也一样，横平竖直，堂堂正正，才能站得稳、立得正。”孩子们写歪了，他不呵斥，只是指着歪歪扭扭的字迹说：“你看，这一横斜了，就像人走路歪了肩膀，看着就不精神。重来。”就这样，他让孩子们懂得了什么是规矩，什么是风骨。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家中孙辈人人学有所成，在各自领域攻读深造。走上工作岗位后，有的像爷爷一样成为人民教师，在三尺讲台延续那份甘当蜡烛的情怀；有的投身国家发展的重要行业和领域，以真才实学报效家国。无论身在何处，他们始终记得爷爷的话：“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杨玉麟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余年了，但他的精神从未远去。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无声无形，却比任何言语都更真切地诉说着：何为信仰，何为清贫，何为传承。如今，“杨玉麟奖学金”在随州一中设立，正是对他精神的最好赓续。这份承载红色记忆的奖励，于青年学子而言不仅是物质的资助，更是精神的接力。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革命薪火代代相传——这，便是对杨玉麟同志最好的纪念，正如随南山间的松柏，风骨铮铮，万古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