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墓出土已经30年了，对其作进一步的整理研究，近年来方兴未艾，笔者试图从礼制上对曾侯乙时代的精神文化进行探讨。
　　　　从曾侯乙墓葬形制看其礼制。笔者认为：曾侯乙墓葬形制和墓葬制度极具代表性，这种择高地而葬，讲究高地、高台、山峦、朝向和地质优劣，应是商周至战国各个时期所承传的风俗。用大型木椁构建成宏伟的墓室，分成东室、中室、西室和北室，圹深而无墓道，明显带有姬周文化的风格。
　　　　从椁室的平面结构看，曾侯乙墓以中室与东室为主体，尤其西室与北室长宽不相等同，北室长度明显短于中室和东室。这就说明曾侯乙墓在开挖墓圹动工之前就要设计并能够体现曾侯乙和曾(随)国宫室的设计理念。曾侯乙墓墓穴既高且深而不设墓道，是曾人葬制上尊礼崇周的证据。曾侯乙在构建墓圹时，按周礼行事，但在其墓内大规模修筑椁室和越级随葬象征天子等级的 “九鼎八簋”，则能窥测曾侯乙又有僭越周礼的印迹。曾侯乙墓主棺室不居中，重要原因是中室陈放着钟磬和丝竹管弦乐器，曾侯乙主棺材屈居东室。这种屈居而重礼重乐的安排布局，在古代君侯陵墓中是极为少见的。东室放置主棺，中室为中心陈放青铜礼器和八种125件金石和丝竹乐器，是曾侯乙墓椁室建筑最突出的特点。曾侯乙墓设计、建造是以礼乐制度为中心的。西室与北室之长、宽尺寸均小于中室和东室，整座墓葬的形制，则体现出礼乐制度的深刻影响。从乐悬制度看曾侯乙墓椁室的礼制规范，曲尺形椁室与曾侯乙编钟横梁呈曲尺形当有着内在的联系。中、东室为主体形成曲尺形，同曲尺形编钟横梁相对应，与礼乐制度中的乐悬之制关系甚密。东、中二室就是曾侯乙崇周尚乐的历史见证。乐悬之制和曲悬之礼，尽在曾侯乙墓东、中两个椁室“曲尺形”显现出其礼乐制度的韵味。
　　　　曾侯乙墓墓主和殉葬者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其与长江中游楚人、长江中下游的越人、中原地区周人后裔葬式相同无异，但明显区别于秦人和其它地区屈肢葬式。曾侯乙主棺分内棺、外棺，外棺为铜木结构，内、外棺均施以髹漆和彩绘，花纹细致精美。从曾侯乙巨型大棺可窥视曾侯乙时代科技文化水平和经济实力，以及礼乐制度和丧葬制度所达到的高度。内棺是曾侯乙在阴间享用的柩床，其上花纹图案所展现的内容和形式彰显出崇龙、尚凤、土伯神像、持戈尚武的理念，是曾侯乙时代比豪竞华的社会现象的写真。陪棺形制更能看出曾侯乙棺具凸现出当时上流社会的等级制度。
　　　　曾侯乙墓共殉葬21个女性，年龄在13至26岁之间，这些人殉，应该是一批懂音乐、善歌舞的乐女。曾侯乙墓有牲殉，即用狗殉葬。从陪葬棺用材为榆木，可见殉葬者等级低下，与狗棺用材同类。此表明曾国厚葬中遗存了旧有的人殉礼制。
　　　　曾侯乙墓和擂鼓墩2号墓都出土有九鼎八簋，这是确定墓主人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志。如果说鼎是先秦礼制中礼器重器的话，那么，曾侯乙墓出土的礼器以鼎为多。曾侯乙墓出土升鼎为D2式以显特色，这批礼器对了解曾侯乙墓与周代的礼制及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景况提供了实证。九鼎与八簋配套使用，表明战国早期曾侯乙僭越礼制，使用了王者享用的重器。
　　　　曾侯乙墓出土兵器4700多件，长兵器中戈、矛、箭、戟和车兵中的人甲与马甲，带有漆木、竹质地钓兵器数量多，保存完好。像三戈戟等超长兵器及竖耔超长的建鼓等可能用于仪式仪仗，显示出在一定程度上曾侯乙生前的军事仪礼等。
　　　　曾侯乙墓东室出土5件金器皿，其中有金盏、金杯、金镇、金带钩等，装饰表面的金箔则更多，春秋战国之际的青铜器物表面镶嵌金箔起到了彰显豪华富贵的作用。反映出战国早期一国君主的等级地位。
　　　　从曾侯乙钟磬看其乐悬制度。笔者认为：周代的“乐悬”就是指钟、磬之类大型编钟悬乐器的配置，这是礼乐制度中体现等级的重要内容。曾侯乙墓乐器有钟、磬、鼓、琴、瑟、笙、箫、篪，计八种125件，其中编钟共65件，分为钮钟、甬钟、搏钟3类；甬、钮两组钟对研究音律与编钟演奏性能有重要作用，以其规模、数量和质量显示出曾侯乙墓的乐悬等级制度。
　　　　曾侯乙墓所出弦乐诸器的研究，便于管窥春秋、战国之交的曾国音乐制度，以及礼崩乐坏的社会动荡局面。其所形成的音乐变革中的“俗乐”或新乐，则正如百家争鸣的时代所产生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一样，对后世发展是有着重要影响。音乐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们的精神支柱，是依附于礼而被周王朝列为礼乐制度的治国之本。乐器与乐律是曾侯乙时代的乐魂，是礼制变革时期的重要物证。
　　□ 黄敬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