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因为顽皮，没少挨过打骂，但挨打的情景大多已经淡忘，或印象十分模糊，唯有一件事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
　　　　那是在一堂小学语文课上，我在下面做小动作被老师发现了，他让我起来读课文，那是著名作家魏巍写的一篇文章《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蔡芸‘麻’先生……”我刚开始读第一句，冷不丁一记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
　　　　我以为老师嫌我声音太小，于是提高了嗓门，重读了一遍，“我的老师蔡芸 ‘麻’先生……”
　　　　“啪”，又是一记耳光，老师大声呵斥，“到底还麻不麻？”
　　　　我这才注意到，喜欢学阿里巴巴说“芝麻开门”的我，竟把“芝”和“麻”混淆了。
　　　　我并没有麻的感觉，只觉得生疼生疼的，至今想来还不由得摸了摸自己的脸。那时较普遍流行一种看法——严师出高徒，因此体罚不听话的学生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儿，更何况我“维权”意识差，不会像现在的学生那样去找学校领导或教育主管部门告状，也不敢告诉家长，因为那样会招来爸爸更严厉的一顿打骂：“是不是又在学校不学好？要不怎么挨打？活该！”
　　　　老实说，我并不恨那位老师，因为他让我吸取了一个教训：做任何事都要专心，粗心大意必将自食苦果。
　　　　那个学期尚未结束，又换了一位语文老师，这位老师的风格跟前任截然不同，他从不体罚学生，但很会挖苦人。一次，他对班上的书法竞赛情况进行点评，他说：“我们班有位同学把‘书法竞赛’写成‘书法比宽’，他的这字写得又宽又大，像个南瓜，因此稳拿第一。”接着，他点到我的名字，并抽出我的书法作品在手中晃了晃，并展示给同学们看，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我当时恨不得找一个洞钻进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感到无地自容，整日闷闷不乐，寡言少语，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
　　　　而今，我已是一名有十多年教学经验的老师，对于调皮捣蛋的学生，我决不会体罚或变相体罚他们，因为这是师德规范所不允许的；我更不会对他们恶语相加、讥讽挖苦，因为我深知：讥讽构成的伤害，远远甚于肉体上的惩罚。
　　刘 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