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眷恋的莫过于故乡的那一片土地，而且越到老年，这种眷恋越强烈。每当我回到随南山旮旯老家，总会站在老家门前，一遍又一遍地审视着从儿时起就摸爬滚打过的每一寸土地，陷于沉思和遐想之中。
　　　　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我的先人们就在这片土地上播洒着汗水，靠它们度过饥荒。4岁那年（1938年），我突然发现，这片土地竟然不是我们家的，而是属于一个人称 “周大爷”的地主所有，甚至我们住了几代人的几间土坯房也是他的。
　　　　那年秋收前，父亲请“周大爷”看课（估产），为了求他让个三斗二斗的，特地雇人用轿子抬着他在田间穿行，抬他的轿夫累得汗流浃背，他却坐在轿内悠闲地摇着扇子，不时探出头来看看田里庄稼的好坏。中午饭是父母亲提前为他准备的，除了好酒好菜，还有我们农家特敬的“架蒸笼”，并请了地方绅士作陪。入席时这位周大爷毫不谦让，径直坐了上席，让他带来的一条黑犬坐了主席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狗坐宴席)。第一格蒸笼蒸的是饺子，周大爷咬了一口，发觉是麻糖馅的，便“啐”了一口，吐到桌子底下。父亲十分尴尬，连忙端走蒸笼，又换上别的。
　　　　当时的我只能怯生生地站在远处看着，至于田主人让了课没有，让了多少，我不得而知。只是后来每想起“摔饺子”的情景，心里就不是滋味，一种羞辱感便袭上心头。
　　　　土地是农民的生命之源，那时贫苦农民多么希望拥有自己的一份土地啊！然而在旧社会，这种希望无异于白日做梦。谁也没有料到，梦想竟然也有成真的一天。
　　　　1948年春天，家乡已成立了贫农团(不久改为农民协会)和分田委员会等组织，决定将没收的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按人平五斗，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当时分田委员会的干部，把土地改革叫做“土地还家”，意思是说这些土地，原本就是我们农民的，只不过是被地主老财们剥削、强占了去。
　　　　土地还家时，由分田委员会主持，经过群众会讨论，登记造册，落实到户，然后打牌到田，要求在两个月内完成。
　　　　最后打牌时，村里很少有人会写毛笔字，因我读过几年私塾，当时又任儿童团长，分田委员会便派我完成这一任务。
　　　　其实，写田牌很简单，就是按照分田登记册，把田名和户主姓名用毛笔写在砍好的木牌上，如四方田一石、张三；刀把田八斗、李四等。
　　　　到了打牌到田的这一天，乡亲们早早地聚集在村头，分田委员会的干部，挑着木牌打到哪里，他们就簇拥到哪里，大家又说又笑，像过节一般兴奋不已，真是土地还了家、农民笑哈哈，都称赞毛主席领导的好，共产党的政策好，让我们一夜间翻了身，成了土地的主人。
　　　　我们家八口人原来租种的周姓地主的四石田地、住的九间土坯房，依然分给了我们。我们全家人站在打了牌的田头，看了又看，恍如梦境一般。“就这样钉块牌子，田就改姓了？这能上算？”奶奶将信将疑地问。
　　　　“毛主席说过，一切权力归农会。我们农会依照《中国土地法大纲》作出的决定，翻不了船，一百个放心。”父亲是农会干部，他语气坚定，显得十分自信。
　　　　不过奶奶的想法，还是代表了部分人的思想。就在打牌到田的当天晚上，就有人偷着把木牌拔去藏了起来，以防国民党卷土重来，反攻倒算。直到后来局势稳定了，才又偷着把牌子钉到田里去。
　　　　土地还了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包括我们家在内的所有贫苦农民，从此摆脱了地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也不会再用轿子抬着他们、央求减少租课，再受那份窝囊气了。
　　　　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六十年过去了，当年农民分得的土地，虽然经过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和家庭联产承包等转变，但所有权仍属集体，它不仅从根本上消除了滋生地主剥削阶级的土壤，而且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亿万农民致富奔小康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陈亚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