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师范毕业后回到了鄂北农村的老家，当了孩子王，开始了有生以来的教师生涯。也就是从这时起，我便年年腊月都要为乡亲们写春联，一写就是二十年。
　　　　说来话长，解放前的鄂北农村，十年九旱，贫穷落后，读书人蛮少。而我是在六十年代，靠国家每月17块5角钱的生活费才读完三年师范的。当时，我的毛笔字实在“待不出客”，不敢应承。但乡亲们不在意，他们戏说道：“哪怕用茅草棍儿划几道黑印也是好的。”在别无选择下，每到腊月，乡亲们就只好“挑着箩筐借字”，来找我写春联了。
　　　　有趣的是，还有人带烟来，有“大公鸡”的，有“圆球”的，还有“游泳”的。要知道，这在当年都不便宜。那时红花烟一角钱一盒，大公鸡烟一角五，圆球烟两角，游泳烟二角七。而当时一个棒劳力在生产队劳动一天，记10分工，年终按工分分配，每10分工才1角多钱。社员们说：“生产队里工一天，不够买盒公鸡烟。”后来，得知我不抽烟，就带糕点、盐蛋来，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当然，无论是香烟、还是副食，我都悉数退给他们，当我叮嘱不要带东西平时，他们却说“贵人不可贱用”。说得我脸都红了。乡亲们这样看得起，我为大家写春联的劲头更高了。每到腊月，我都要买大、中、小号三种毛笔备用。墨是上等香墨，砚池也有大小两台。每当乡亲们来写春联时，就是再忙，也要放下手中的活，赶快去写。一年到头，就这一回，可是大事，耽误不得。
　　　　动笔前，我都要裁好纸，磨好墨，还要在墨中加点香油，这样写出来的字闪亮闪亮的，很好看。当年，写春联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马虎不得。既要喜庆吉祥，又不能违背政治原则，所以我只能谨慎为之，照抄报纸上的春联，自然省事得多。当时用得最多的有 “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山水田园路统筹安排。”“反帝反修，支援全人类；治山治水，改造大自然。”等春联。那时除写门联外，还要把余纸裁成长条，竖着写上“人口清吉、百事顺遂、童言无忌、一本万利”、“开门大发”、“槽头千斤”、“鸡鸭成群”、“出方大利”等之类的吉祥语，贴在适当处，用以渲染吉祥喜庆的节日气氛。
　　　　除写春联外，也有写婚联和寿联的。那时，用得最多的婚联是“金屋人间传二美；银河天上渡双星。”用得最多的寿联是：“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这都是传统的最佳通用联，对仗工整，意境也很美。当年还给土地庙写过一副“庙小神通大；天高日月长”的对联。那时，每个湾都立有土地庙，一般都建在田畈的冲口上。庙里供有土地公、土地婆两尊神像。逢年过节，人们都要来此供奉，祈求土地菩萨保佑他们风调雨顺，田地丰收。
　　　　也有乡亲要我写“香火”的。说起“香火”，其实很有点类似今之中堂画，只是“功能”不同而已。听老先生说，写“香火”很有讲究，即在一张大红纸上竖写“九天国亲师”这五个大字，另在其两旁靠下处分别竖写 “九天司命府”和“历代祖先堂”的小字，以此定下天地、祖先之位，这就是“香火”。老先生还告诉我，有皇帝时写的是“天地君亲师”，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就改写为“天地国亲师”了。看来当年写“香火”也是“与时俱进”的。那时，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都要在堂屋正中的后檐处摆放一张神柜，“香火”写好后，就贴在紧挨神柜的后檐上，这就是老百姓说的“供香火”。
　　　　在与乡亲们接触中，他们的那种坚韧顽强、积极进取、勤劳朴实、真诚待人的品格，给我的印象深刻。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如何为人、如何做事的真谛，成为我的一笔无形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