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将我们这种在乡野打着赤脚做文学梦的人比作“沙漠胡杨”，缺少水肥滋养，缺少世人关注。这些卑贱而勉强的生命历经数年磨砺和等待，总算冷不丁感动了一次“上帝”，引起了怜悯，引来了高贵的目光。于是他们弯下腰使劲拽了一把，将几个灰不溜湫的赤脚者，拉上航班飞抵京城，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这里要算中国最高级别的文学圣殿了。中国作家协会2012年 “基层作家作品研讨会”在这里召开。
　　　　这一天是3月23日。我们是先一天下午到达北京的，就住在文学馆旁边的宾馆。可能是受心情驱使，我们到文学馆时太阳还没来得及露脸。大家兴高采烈地在 “鲁迅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牌匾前折磨着照相机，留下这难得的“永恒瞬间”。
　　　　当早春的朝阳送来喜气时，并不高大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总使我感觉熠熠生辉，高大无比，也许是自己太渺小的缘故。于是我一抖身上的尘土探步而入。文学馆内B座大厅，宽敞、雅致、气派。背景大幕上，“基层作家作品研讨会”一排大字镶嵌在乡野田园，使人感觉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右侧投影屏幕上，正在滚动播放介绍湖北农民作家的专题片《泥土芬芳入卷来》。本人开手扶拖拉机劳动和靠在锹把上做笔记的画面不时在屏幕上滚过。以我们的劳动和写作场面来烘托 “基层作家作品研讨会”很有创意，也充满亲切和贴切。
　　　　在主席台与我们对座的有，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胡平，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连生，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哈若蕙。会场上与我们同座的都是国家级著名文学家和评论家：陆建德、何西来、雷抒雁、孟繁华、杜芳伦、黄传会、艾克拜尔·米吉提等。这些领导和大腕可算当今文学圣殿的资深守门人了。另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权威媒体的记者。一百多人出席会议，在中国作协举办的各类研讨会中，也许算一次高规格的研讨会。
　　　　上午9时，主持人李敬泽宣布会议开始。他打破常规，介绍嘉宾农民优先。于是我和这些赤脚作家赶在领导和专家之前逐一亮相。参会的另外四位“胡杨”分别是宁夏的农民作家殷高、袁志学，吉林的打工诗人杨成军，北京顺义的农民作家许福元。
　　　　“赤脚作家”第一次被高贵的目光所聚焦，终于在最高圣殿有了身影和声音。周春兰代表湖北农民作家第一个发言。她的话可算我们的共同心声：“为了自己身上的血流出来也和别人一样红而写作，为了尊严而写作。曾艰难过，被人看不起过，也曾被流言蜚语中伤过。有过失望，有过悲观，可是总因为有着贫穷这根刺深扎出的痛楚而放不下……”一位农村妇女走进最高文学圣殿，该有多少艰难和不易呀！她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发颤，而大家为她的激动而感动。
　　　　吉林的打工诗人杨成军发言说：是打工者的生存境遇逼迫我放歌。我感觉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就像汤与浮油。汤需要我们点缀，我们却溶不进汤里。农民工很微薄的希望最终总是成为奢望，我用诗歌表达痛感与迷惘。
　　　　农民作家许福元说他人生几十年一直操持着 “三把刀”：镰刀（农民）、码刀（瓦匠）、刻字刀（写作）。他说：写作可能会走向死亡，不写作也不一定长生不老，不如为写作而死。
　　　　我认为“赤脚作家”就像胡杨一样，生在不该生的地儿，做了是不该做的事儿。也不能怪人家说与主流文学有距离，因为他们总在以“公园名木”的尺寸来丈量胡杨。好在终于逮到一次以胡杨标准来丈量胡杨的机会，遇到一帮以胡杨标准来丈量胡杨的人。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研究员何西来、以及孟繁华、雷抒雁、黄传会分别针对不同的基层作家发表评论。专家们都心怀敬意在评说基层作家作品，充分肯定了基层作家的创作亮点。
　　　　也许是职业和道德习惯，只允许他们以胡杨的标准丈量胡杨，无论后来陈连生讲话中说的既需要热热闹闹地“送文化”，更需要安安静静地“种文化”；还是哈若蕙讲的“高看一眼，厚爱三分。”这特殊鼓励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十分奢侈的待遇了。
　　　　李冰书记在最后总结说：……基层作家对文学怀有非凡的热爱和虔诚，这种热爱超越功利。他们有两把锄头，一把在土地上耕耘，一把在稿纸上耕耘……
　　　　为啥身在乡野很体会到如此的关切？是因为我们常接触的人眼睛都是朝上的，只有身在顶颠、上边再无着眼处的人才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下边。在圣殿再朝下看，其实人的确用不着分大、小、高、低，“血都是红的”。
　　　　我们这些赤脚的“胡杨”文人也这样，“身上的血流出来也和别人一样红”，只因太边远、太微不足道，很难被注目，不可能形成强势来引领文学潮流，只能永远落得被别人尺寸来丈量的境地。可事实是，花树美在外，是娇女；胡杨美在内，是英雄。她展示的是那一面，你美好的是这一面，而众人都喜欢那一口、接受了她的那一面而已。这么一想谁也无需自卑。
　　　　走出中国现代文学馆再回头端详，文学馆与四周的建筑比虽然大不起来，可她不使人产生小的感觉。所以我眼里的高大消逝了，但神圣依然，相信会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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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旭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