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子璇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命题，是实现国家制度逻辑与乡土社会逻辑的有效耦合。中国式基层治理区别于西方治理范式的根本特征，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主体、协商共治的内在统一。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乡村基层的生动制度实践，基层协商民主依托程序化、常态化、规范化的民意沟通互动机制，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中利益分散、诉求多元、参与无序等现实难题。随县“逢四说事”机制就是乡村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该机制发端于柳林镇院子河村的基层自发探索，经过二十年持续深耕、迭代完善，已然从一项村级自治创新举措，成长为标准化、可复制的县域治理样板，并与综治中心闭环治理体系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深挖“逢四说事”背后的制度逻辑、理论意蕴和治理路径，能够更好提炼这一本土治理品牌的实践精髓与创新价值，为山区县域优化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一、理论逻辑：三重维度建构中国式乡土治理的制度范式
　　“逢四说事”的生命力，不在于创新一套工作流程，而在于用基层制度创新完成了顶层治理理论的乡土落地，精准回应了新时代基层治理的三大核心理论命题，实现了政治逻辑、民主逻辑、治理逻辑的高度统一。
　　其一，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制度化的生动诠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执政党基层建设理论明确了基层治理的根本方向在于党组织对社会治理资源的系统性整合。山区县域普遍存在治理主体分散、自治力量薄弱、乡土事务繁杂、行政力量覆盖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极易出现治理悬浮、权责虚化、协同失灵等问题。“逢四说事”机制从制度设计上确立党组织的核心统筹地位，将分散的群众诉求、基层自治力量、部门治理资源纳入统一制度框架，本质上是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制度优势。它跳出了“行政下沉式治理”的单向路径，以常态化议事制度建立党组织与群众的稳定联结机制，实现党的群众路线由阶段性工作方法，转变为可持续、可复制、可固化的县域治理制度，从根本上筑牢了基层治理的政治根基。
　　其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乡村化落地的典型范式。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最基础、最广泛、最接地气的实现形态，其核心要义在于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在决策前、决策中、落实全过程吸纳民意、凝聚共识。乡村社会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大量细碎、具体、交织人情与法理的利益矛盾，无法依靠刚性行政裁决、单一制度条文实现根本性化解，这也是传统基层治理民主落地“最后一公里”梗阻的根源。“逢四说事”通过固定时序、固定场景、固定程序的制度安排，构建起常态化基层协商平台，将民主协商从重大村务决策延伸至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的细微诉求，实现事前协商预防矛盾、事中协商平衡利益、事后协商监督成效的全链条民主闭环。其制度创新的核心价值，是解决了基层民主“碎片化、阶段性、形式化”的普遍困境，让全过程人民民主从政治理念转化为乡村社会可运行、可感知、可持续的日常治理秩序。
　　其三，是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的本土化制度化表达。现代治理理论明确，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是治理主体的重塑与治理关系的重构，破除政府单一治理主体惯性、激活群众自治内生动力，是县域善治的关键。传统乡村治理长期存在“政府主导、群众被动、自治弱化”的结构性问题，群众参与治理缺乏稳定渠道、固定载体、制度保障，导致自治活力不足、治理内生动力匮乏。“逢四说事”机制重新界定了基层治理的权责关系与主体结构，通过制度化议事平台赋予群众议题发起权、过程参与权、结果监督权，构建起党组织引领、政府赋能、群众主体、多元参与的共治结构。它真正实现了从“为民做主”的传统管理思维，向“由民做主”的现代治理思维跃迁，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在山区县域的具象化、本土化、制度化成果。
　　二、制度创新：从自发探索到体系化治理的范式跃升
　　不同于短期、点状、任务型的基层创新，随县“逢四说事”二十年的演进历程，完成了从村民自发议事的经验做法，到县域制度化治理体系的质变升级，其制度创新内核可通过与综治“三链工作法”的深度耦合得以充分彰显，形成具有学理价值的基层治理运行范式。
　　从制度生成逻辑看，该机制实现了基层治理经验的制度化沉淀。院子河村的初始探索，源于乡土社会化解细碎矛盾、沟通民意诉求的现实需要，属于基层群众的自发性治理实践。二十年持续迭代的核心价值，在于将零散的、自发的、个体化的群众议事行为，提炼为固定化、程序化、标准化的县域治理制度。通过统一议事规则、诉求处置逻辑、闭环管理机制，彻底解决了基层协商“随意化、碎片化、运动化”的通病，让群众诉求表达、基层矛盾调解、公共事务协商不再依赖干部个人能力、群众自发行为，而是依靠成熟制度体系稳定运行，实现基层治理从“人治”向“制治”的根本性转变。
　　从制度运行逻辑看，构建了协商民主与闭环治理的耦合范式。基层协商的普遍短板是“重协商、轻落实、无闭环”，大量基层议事存在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督的形式化问题。随县创新性将常态化协商议事机制嵌入综治全链条治理体系，构建起民意收集、利益协调、督办落实、成效回访的完整制度闭环。协商民主负责柔性聚民意、平衡利益、凝聚共识，三链工作法负责刚性抓落实、管闭环、保成效，二者刚柔并济、功能互补，从制度层面破解了基层协商“落地难、见效弱、易虚化”的普遍性治理难题，形成可复制的基层协商治理运行模型。
　　从制度发展逻辑看，完成了治理功能的迭代扩容升级。该机制的发展演进，呈现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典型规律：功能从单一矛盾调解，拓展为民意汇集、决策协商、基层自治、风险防控、乡村发展多元集成的综合治理平台。这一迭代过程，契合基层治理现代化从“事后维稳”向“事前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赋能”、从“维持秩序”向“促进发展”的时代转向，充分证明成熟的本土基层制度创新，具备自我完善、自我适配、自我升级的强大制度韧性。
　　三、时代价值：山区县域基层善治的理论启示与时代意蕴
　　随县“逢四说事”治理模式的深层价值，不仅在于解决了多少具体问题、化解了多少具体矛盾，更在于为全国广大丘陵山区、农业县域提供了一套可学可鉴的乡土治理现代化理论路径，彰显了中国式基层治理的独特优势与时代价值。
　　第一，揭示了乡土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理论本土化适配的核心规律。国家顶层治理理论是宏观原则、普遍规律，而县域治理的生命力在于因地制宜的制度转化。鄂北丘陵山区村落分散、诉求细碎、乡情浓厚、治理半径偏大，完全照搬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标准化行政治理模式必然水土不服。“逢四说事”的成功，证明基层治理现代化绝非统一模板的复制套用，而是顶层理论与本土场域的深度适配、双向赋能，为农业山区县域破解治理同质化困境、打造本土化治理品牌提供了理论示范。
　　第二，印证了基层协商民主是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乡村治理基石。相较于行政管控、刚性维稳、外力干预的治理方式，制度化的基层协商依靠群众自治、乡情共识、民主参与化解矛盾、凝聚合力，极大降低了基层治理的行政成本与社会摩擦成本，能够从源头培育基层社会的内生秩序、涵养社会共识、化解治理隐患，完美契合新时代“枫桥经验”源头治理、前端治理、自主治理的核心要义。
　　第三，构建了党建引领乡土自治良性互动的新治理生态。该模式厘清了党组织领导、政府履职、群众自治的权责边界，党组织抓统筹、把方向、建制度，政府部门抓专业、抓落实、抓保障，群众抓参与、抓监督、抓自治，三者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彻底扭转了基层治理权责模糊、主体错位、动力不足的老问题，构建起权责清晰、运行有序、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新生态。
　　四、善治路径：推动治理范式从有效治理迈向高阶善治
　　站在治理现代化长远发展起点，推动“逢四说事”提质升级，核心不在于叠加流程、增设举措，而在于持续深化理论落地、固化制度优势、补齐体系短板，推动本土治理范式从“有效治理”向“高阶善治”稳步迈进。
　　（一）深化制度规范化建设，强化制度刚性约束。进一步细化权责清单、议事规则与考核考评机制，以刚性制度杜绝流程虚化、执行弱化等问题。健全全流程公开机制，推动治理事项、处置流程、办理结果、群众评价全面透明，以制度化监督保障治理公平公正，持续夯实制度运行根基。
　　（二）拥抱数字治理变革，构建智慧治理体系。顺应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大势，搭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协商议事平台，依托大数据整合诉求信息、研判共性问题、预警潜在风险。以数字技术赋能精准治理、预判治理，推动治理模式从被动响应向主动研判转型，全面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三）深化多元主体协同，放大共治聚合效能。进一步打通部门联动壁垒，健全跨领域、跨部门协同处置机制，破解复杂难题处置堵点。同时充分激活乡贤能人、退役军人、社会组织、志愿服务队伍等社会力量，丰富协商主体、拓展治理维度，构建多方联动、优势互补的现代化共治体系。
　　（四）锚定民生与发展导向，拓展治理价值边界。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立场，推动协商议事重心逐步从矛盾调解，向乡村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提质、公共服务升级、民生福祉保障等领域延伸。以治理创新破解发展瓶颈、补齐民生短板，让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与民生实效，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一项久久为功的系统性工程。随县“逢四说事”作为源自乡土、历经二十年实践检验的本土治理创新，将持续优化运行体系、放大治理效能，不断擦亮山区县域协商治理特色品牌，让基层制度创新持续转化为县域治理现代化的持久动能，为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贡献成熟的随州样本、随县经验。
　　（作者单位：中共随县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