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规、制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是提高执行力和公信力最直接的表现。最朴素的理解应当是：说了就要做到，做了就要做好，而不是一见势头不妙就打退堂鼓，给自己找理由、寻退路。我把它归结为 “话不回说”。
　　　　话一说回来，就意味着执行的信心在动摇，预期的目标变模糊。比如：我们要在事业上争先创优，经过努力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就自我安慰：我们基础差、人员少，达到现有水平已经不错了；坚持制度，抵制违纪违规甚至违法活动时磨不开面子或经不起纠缠，就可能为自己找借口：法规和制度的确要遵守，可是话说回来，人情还是要讲呀；对待违纪违规违法行为的集体或个人避重就轻，还是用那句话打掩护：话又说回来，人家没有功劳有苦劳，造成这种后果还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诸如此类，把真正要说的话放在“但是”的后面，转折的背后只是警告、批评、下不为例，而后不了了之。
　　　　话一说回来，法规制度的执行力就会大大降低。大家都熟悉《三国演义》中 “挥泪斩马谡”的故事。马谡失了街亭，孔明叱左右推出辕门外斩首。参军蒋琬见武士要斩马谡，对孔明说：今天下未定，斩杀智谋之臣，岂不可惜?但孔明说的是：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就是用法分明。今天我若废法，拿什么去讨伐敌人?孔明的所作所为，就是维护了法规制度的严肃性。当时，孔明作为丞相辅佐刘禅，实际上是“二把手”主政，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法规制度执行力，那些新官旧臣是不会服气的。
　　　　话一说回来，法规制度的公信力就会大打折扣。制度执行的最好效果是在无歧视原则下产生的普遍认同心理，仅凭个人威信、人格魅力随意处置人和事，就可能使大量心血凝聚的法规、制度靠边站，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小圈子，伤害大多数人心，使公信力流失。京剧《打龙袍》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宋仁宗生母李妃二十多年流落宫外，幸得包拯等人弄清“狸猫换太子”的来龙去脉。仁宗亲率仪仗接李妃进宫，李妃却要包拯先办仁宗不孝之罪方肯入宫。以臣审君这个天大难题，着实考验包拯的执行力。包拯以不孝罪名判仁宗脊杖之刑，但“杖”的却是仁宗龙袍，此举在当时无疑是聪明之举，于理也算说得过去。但现在再有类似做法，显然不能服众。聪明的公众必然要追索立法、执法、法律解释、变通执法等法治元素在内的普遍性和科学性，要求执法不打折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做不到这些基本要求，要想别人服从是不可能的，就是勉强服了，也是口服心不服。
　　　　总之，话一说回来，味道就变了，至少显示了四个方面的缺失：第一，法规或制度目标的确立缺乏科学性，工作目标好高骛远，心中无底决心大，到头来检查、考核、结论困难，只有绕开矛盾，自我开脱；第二，工作努力不够，没能达到应有的高度，拿自己的劣势与别人的优势相比，甘与中庸和落后为伍，以此搪塞掩盖不足；第三，自身不过硬，放纵了别人，等于宽松了自己，落得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第四，信心不足，对当前和今后的工作发展没有把握，担心基础垫高了，将来骑虎难下。话不回说，正是针对 “工作部署向前看，工作落实向后转”之类痼疾的一剂良药，要求我们做到的是科学制订目标，讲究工作程序，执行督办纪律，严格执法执纪，公开公平奖惩，使法规制度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在执行中无真空、无滞后。有了破釜沉舟、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定信念，有了不变形的执行力，公信力自然会不断加强。
　　
　　　　（吴克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