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祖父在应山的理学街开了一爿自产自销的奎面铺，取名“梅和顺”，雅而不俗。祖父还给店铺撰写了一副嵌有“和顺”二字的对联，曰：“和风已引祥光至；顺境偏从春色来。”之后每年春节，总以此联张贴迎春。
　　　　然而，在日寇铁蹄下的八年，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家和乡亲们逃难在外，颠沛流离，哪还有什么“和风”、“顺境”可言，更何况贴春联了。直到抗战胜利那一年。那时，我刚满八岁。当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后，人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这时祖父已老态龙钟，行动不便了。父亲高高兴兴地重写这副春联，端端正正地贴在门两边。
　　　　这副对联也曾给我添了一点小麻烦。那是“文革”时期，我下放农村教书。当时贴的春联，大多是上下联字数相等的政治口号，如“反修反帝”、“批林批孔”类。我当时不知怎么，竟然写了这副春联贴在我的房门上（大门还是贴的政治口号）。不料正月初三全学区教师集训学习，在进行“斗、批、改”的讨论过程中，一个已成了造反派的小头目，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消息，突然把话题转到这副对联上，并分析说联中的“和风”是暗示“和平演变之风”，“顺境”则是“修正主义之境”。还根据我在运动中的消极表现，煞有介事地说我对现实不满、思想极其落后云云。于是，集训结束后，我同其他十余人被“请”进了“学习班”。每天上午学文件，读“四卷”；下午写反省，作交代，没完没了。“学”了两个月，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学”好了没有。那领导小组大概认为我简直不可救药，才不了了之地通知我卷铺盖回校上课。临走时，一个很威风的头头还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以后不许再放毒！”自那以后，我真的再也不写“和风”、“顺境”了。直到《春天的故事》唱响祖国大地时，我才理直气壮、高高兴兴地写下了这副对联欢度春节。
　　　　这副对联从民国到现在也算是历尽沧桑吧。好在它终于“修成正果”了。2002年，《中国对联集成·湖北卷》收录了此联，让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