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我们一行50人从牡丹江火车站上车时，候车室满是纳闷的眼光：这是一帮什么人？身上的棉衣、棉裤、帽子破烂不堪，棉花都露在外面，每人还带着一支步枪。有那胆大的问：你们是什么人？我们回答：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打猎队，去年十月份进山打猎，现在雪化了，我们出山回部队。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 （1959年至1961年），全国人民都吃不饱，部队的粮食供应也非常紧张，但大家军事训练、施工强度都很大。为了改善部队生活，解决吃肉问题，各军、师、团，各兵种，都组织了打猎队。各部队以射击专业队为主体，抽调射击成绩好、枪打得比较好的战士，组建一支50人或100人的队伍为“打猎队”。打猎队有的进入荒无人烟的大草原，有的进入原始森林，有的进入荒山野岭，总之哪里有野兽，哪里就有打猎队。
　　　　我所在的打猎队，1960年9月组建，临时集训一下，10月就开进了黑龙江省长白山的大小兴安岭、牡丹江、沟口、林区，也就是《林海雪原》小说中写的一些地方。
　　　　在那冰天雪地里，我们分成一个个小组，每组三四个人，住的是当年采木工人留下的木头棚子，点的是油灯，吃饭就是在地上挖个小坑，架上一个小铁锅煮苞米粉子。每天早上出门，每人带上步枪和50发子弹、两个窝窝头或两个麦面馒头、一把刺刀、一个指南针、一根麻绳，打好绑腿，戴好毛帽子，各选一个方向，行走于30多公里的山头，直到晚上才能回来。回到木棚，就是生一大堆火，烤衣服、绑腿、大头鞋、帽子，都烤好了才能睡觉。白天进山，如果打着猎物，就用刀子破开，扔掉其内脏，用绳子把猎物的嘴拴上，顺毛往回拖。如打到几百斤的野猪，就用雪把它埋好，放上空弹壳，防止被别的野兽吃了。回去后把全组的人找到，一起去把它弄回来。到了春节，用火车皮，装上打猎队打到的狗熊、野猪、狍子、狼、山鸡、野兔等猎物，分发到每一个连队，让战士们吃上肉。
　　　　1961年春节，打猎队的领导分别到各小组过年，我们打猎队的副队长李辉分到了我所在的夹皮沟组。听当地百姓讲，离夹皮沟不远的地方有棵枯树，里边可能有狗熊。我们决定去看看。一小时后，我们走到一个四人合抱的大枯树桩下，大家摆开架势，有的用棒子擂，有的用枪托砸，李队长还用手枪从底下开了几枪。折腾了四十多分钟不见动静，我们只好往回走。走在最后的一名战士小李，又用枪托砸了一下，只听得一声嚎叫，一只狗熊一下子从树桩上跳下来，直扑队长李辉。李队长被扑倒，慌忙用左手顶着300多斤狗熊的嘴，其他人赶紧开枪，数十枪后才把狗熊打死。我们从李队长身上把狗熊拉开，看见他的左手指已被咬得血肉模糊，送牡丹江区里医院治疗，最终左手三个指头被咬断致残。
　　　　在打猎队，这样的事情不少，有被野猪咬伤的、狗熊抓伤的，有掉进雪窝、摔下绝壁摔伤的，还有被队友当做猎物误伤的。在我们打猎队，有几名战士出门时大雪纷飞，结果晚上回来找不着路了，困在了深山老林、冰天雪地里。虽然发的有指南针，无奈他们不会用。困得最久的一个战士，第三天我们才找到他，他带的一天的粮食整整吃了三天，饿极了吃松子、吃雪，听着野兽的嚎叫，又饿又冷又紧张恐惧，几乎“死”了一遭。
　　　　森林打猎是最艰苦的，大草原上相对轻松些，但收获也小。1961年冬天，我们组织了一支30人的队伍，开到内蒙古郭尔罗斯深井子大草原。蓝蓝的天像一口大锅盖着我们，看不到草原的边在哪里。我们开着汽车，车上架着轻机枪，战士有的用步枪、有的用冲锋枪打猎。早上一出门，就能看到几十里外的黄羊群。我们的汽车开足马力向羊群冲去，接近羊群时，汽车一掉头，机枪冲锋枪同时开火，一阵扫射。几分钟后，羊群已经跑到了很远的地方，现场只有血迹留下。汽车再往前开，才能发现几只死羊。看这种打猎方式效率不高，我们又改成用人围歼。但这种方法很危险，因为战士容易互相误伤，效果也不很好。几个月下来，收获不大，只好撤出草原，又进入黑龙江的山区，一直到第二年的四月出山。于是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八一”将至，想起在部队打猎的生活，虽然已经50年过去，但当年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经历了那样的艰难岁月，我们由此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李道金